登录站点

用户名

密码

注册

查看日志|返回日志列表

分裂的灵魂

2009-12-28 10:17

  分裂的灵魂

  里安·马兰直面种族隔离的罪恶

  作者/盖尔·贝克尔曼(Gal Beckerman)

  里安·马兰(Rian Malan)唯一一次对J. M. 库切(J. M. Coetzee)的采访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怀着对这位南非作家的无限尊崇,马兰在2003年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表示,这位桂冠得主“比任何人都更真实地展现了白种人以种族隔离为面孔的愚蠢和残酷。”但是马兰在1999年接受《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采访时说,最终促使他找到库切进行当面交流的是库切的苦行生活。库切是一个“具有修道士自律和奉献精神的人。他不饮酒,不抽烟,也不吃肉。他骑自行车,走很远的路以保持体型,一周七天每个早上至少花一个小时待在书桌前。据一位与他共事十余年的同事说只见他笑过一次。

  个性成就作家。带着对自我的深切关注与否定,库切创作出将个人内心的挣扎同南非种族冲突完美结合的人物形象。从《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到《耻》(Disgrace),他的寓言体小说用显微镜将人物心理无限放大,而不局限于杂乱无章的日常具象中。小说的主人公是肩负着展现道德危机的特殊使命而产生的。我并不是说库切作品中的人物就是象征性的简笔形象。但他们不像是可以坐下来和你喝杯啤酒的人。另一方面,里安·马兰则像是一个你可以随时拿他的烟来吸一口的人。然而,他的道德危机决不亚于库切。

  马兰唯一的著作,出版于1990年种族隔离制度废止之时的《我的叛逆者之心》(My Traitor's Heart),单这部作品就可以与库切的作品相提并论。书中,他试图回答其墓志铭上提出的那个出自荷裔南非人歌曲的问题:“我如何活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正如库切的作品是他个性的结晶一样,《我的叛逆者之心》也正是马兰性格的归宿。马兰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个风流倜傥的酒徒,外表帅气,被女人宠爱,并沉迷在他的知识追求中。他35岁时结束环游世界的流浪生活,写出了自己的书。从那时起开始不再太多变化的生活

  《卫报》(Guardian)在近期的一篇人物专访中把他说成是住在不同朋友家的沙发上的人。2005年,马兰发行了一张原创民歌专辑,一份英国报纸说它“用南非的荷兰语唱出来,有点像汤姆·威兹(Tom Waits),又有点像塞尔日·甘斯布(Serge Gainsbourg)”。马兰再没有写第二本书。《我的叛逆者之心》出版之后,他基本上投入到改革事业中去了。2000年,他写了一篇有关祖鲁族歌手所罗门·林达(Solomon Linda)的调查性报道。这位世界经典歌曲《狮子今晚入睡》(“狮子”)的原创者在歌曲风靡全球时却被人骗走了版税。而马兰最近遇到的麻烦是——质疑南非官方的艾滋病患者数据——这甚至把他的婚姻给断送了。多年过去了,《我的叛逆者之心》依旧充满震撼心灵的力量。相反,人们感觉库切的小说已经是完成品,而马兰的作品仍在继续:该书展现了马兰在面对祖国和人民时的自我挣扎,它们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而不是马兰的想象。我们现在阅读这本书就是去体验一名年轻作家选择勇敢地直面围绕着他的那繁杂而模糊的世界——包括他自己的种族主义。马兰生于1954年,在约翰内斯堡北郊弥漫着自由主义气息的白人社区中长大。在这里,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是与生俱来毫无疑问的。马兰很快就吸收了他环境中的这种价值观。在阅读了刊登在《生活》(Life)杂志上一篇关于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玻利维亚(Bolivia)的文章之后,他也想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帮助正在遭受迫害的黑人。

  尽管当时除了家里的奴佣,他还从未真正接触过黑人。当他将自己的童贞委身于一位他从来就不知其姓名的黑人妇女后(这还成为了他在学校吹牛的资本),他甚至还组建了一个布鲁斯乐队来控诉黑人迫害。“这难道不可笑吗?”马兰在《我的叛逆者之心》中写道,“没有人笑得出来。我们完全忽略了其中的讽刺意味,而这对于北郊那些操着一口英语的资产阶级来说意义显著。”他们身在南非,但某种意义上又不是真的身在南非。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都处于加尔文教种族主义者的专制统治之下,只有北郊是由西方自由宽容的正统宗教所统治。但是马兰要摆脱南非白人的传统并非易事。这体现在他的名字上。他写道,马兰“出现在南非白人族群历史中所有戏剧般的转折点上”。他有名的叔叔,丹尼尔·弗朗索瓦·马兰(Daniel François Malan)在担任南非总理期间成为了种族隔离制度的主要策划者,他在马兰出生那年下台。而当马兰成长为一名作家后,当时的国防部长也叫做马兰。这个姓经常出现在城市的街道上,人们愤怒地喊道:“滚吧,马兰!”

  《我的叛逆者之心》的头一百页完是回忆录,历数了作为荷裔南非人的马兰家族的苦难史和马兰构造的想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自我认识。他回忆自己高中时就开始为当时南非最大的日报《星报》(The Star)报道犯罪新闻。能在一个大城市的自由报纸当记者就几乎可以算是个革命者了,尽管不一定需要亲自操纵路障。“我差不多每天都把笔记本卷起来塞进口袋,去探索南非人是如何自相残杀的。”马兰回忆道。这使得他从成长的泡沫中走出来,直面自己的国家——面对所有的人民,那些他尊重并视为平等的黑人,以及那些他所惧怕的人。当索韦托(Soweto)1976年夏发生暴乱时,马兰对黑人的反抗感到无比震惊。这迫使他直面自己的立场。他反对种族隔离,支持黑人自由,但也害怕加入黑人的战斗。他害怕黑人的仇恨对准了自己,甚至担心这种仇恨会来自新结交的黑人朋友。就在这时,他应征入伍。从报社出来接受了两年的强制性兵役之后,马兰决定离开。在《我的叛逆者之心》中,他本可以将此开脱为一种勇敢的行为,一种对当局的拒绝,但是他却写道:

  我离开是因为我不能为种族隔离扛枪,也因为我不能举起枪来反对种族隔离。我离开是因为我痛恨南非白人,热爱黑人。我离开是因为我就是一名南非白人,并惧怕过黑人。我想你会说,我离开是因为我进退两难。

  接下来的几年,马兰离开了祖国。他遍游欧洲,最后到达美国,在那里他做些零工,并常常以被流放的南非白人异议人士自居。但他仍是摆脱不了对南非的矛盾心情,这让他烦恼,并使他无法重新做人。与此同时,P.W.博塔(P.W. Botha)在1984年推行议会改革——“有色人种”(混血人种)和亚裔拥有了投票权,但黑人仍然被拒之门外——这引发了波及全国的暴力示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仍不时暴发示威活动。此时,马兰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他像所有充满抱负的作家一样:写书倡议,并四处奔走销售。可以说这本书是马兰的家族史,或者像他后来在接受《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专访时所说的,是一部“关于荷裔南非人根源的多族群的世代传奇。”马兰带着自己的出书合约结束了流浪生活回到了故土。但他很快就感受到“一股不断增加的沮丧,因为我以前所写的跟现实中的惨痛并无关联。”他需要面对这个国家的所有的矛盾,需要面对自我。他知道最好的方式就是出去再次作一名犯罪新闻记者,“从人们自相残杀的报道中去寻找我对南非矛盾情结的出路。”

  《我的叛逆者之心》在第二部分用了大量篇幅收录这些报道。这些报道对于任何试图从冲突中寻找真相,而不是简单地以一方观点压倒另一方的记者来说都有所助益。拿“抡锤者”(Hammerman)的报道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祖鲁兰(Zululand)的白人居民被一连串深夜谋杀案搅得不得安宁。有人在下半夜潜入房间用大锤把人砸死在床上。犯罪者最后被抓到了,是一位35岁的鲁祖人,叫西蒙·姆蓬戈斯(Simon Mpungose)。

  马兰出席了审讯,一开始他也像其他人一样,认为罪犯显然是种族隔离的牺牲品。姆蓬戈斯声称准备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受死,马兰写道,他站起身,“对南非作出了最为感人,最为强烈的控诉。”姆蓬戈斯没有上学或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的机会,常常因小偷行为出入于监狱,还有一次被送入以残忍著称的巴伯顿(Barberton)监狱。在最近一次假释前,他梦见自己担负着打碎白人头颅的使命——这是他的宿命。他吓得请求典狱官把他逐出南非或者就让他呆在监狱。他的要求不被人理睬。出狱以后,他就开始疯狂杀人。一开始,马兰觉得事情显而易见,一个被压抑的环境逼疯了的人变成了杀人犯。而当马兰深入祖鲁兰进一步调查真相时——他发现了一个始于乱伦的黑暗扭曲的家族史。无疑,谋杀犯受到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压迫,但他同时还深受这一屈辱的困扰。对于祖鲁人,这是一个永远也洗不清的污点。马兰写道,姆蓬戈斯“是同族人的眼中钉:一个本应在出生时就被扼死的人生出来的孩子。”简言之,报道中有大量信息是那些白人文官和陪审团在法庭中所看不到的。马兰这样结束“抡锤者”一文:

  当我听到姆蓬戈斯在法庭上感人至深的证词时,脑海里跳跃出西蒙(Simon)这个立体鲜活的形象,一个烈士般的受害者,一个可能是好人,却被种族隔离变成魔鬼的人。于是我走进了山里,来到了西蒙的亲人所居住的棚屋。我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在精神上从未被征服过的王国,一个被证明是连白人的枪都攻不破的世界。他的腐朽文化,他的残杀使命……姆蓬戈斯到底是谁?我也说不出来了。

  如何总结这本悲伤而激扬的书呢?《我的叛逆者之心》的最后一章是一则寓言:尼尔和克雷纳·阿尔科克的故事(The story of Neil and Creina Alcock)。故事中,南非的白人决定与非洲人和睦相处。他们把家建在祖鲁兰一个叫穆辛加(Msinga)的干旱之地,在那里建立合作农场,辛勤地垦荒。马兰前往寻访时,尼尔在调停当地两个部落的战争时被杀害。所有的农耕努力都毁于一旦。马兰看见瘦弱沧桑的寡妇住在泥棚里,坚强地面对这些苦难。而克雷纳(Creina)的生活则为马兰的矛盾心情提供了解药。他被迫去面对自己一直以来扮演的两个角色,“一个正义的白人,对南非白人对非洲人的残酷迫害感到惊恐,同时也是一个南非白人,对非洲人自相残杀(并有可能在某天伤害我们)中的残忍感到恐惧。这两条路老是敞开在我面前,这两股力量牵扯着我这个叛逆者的心。”克雷纳·阿尔科克选择了“通往非洲之路,一条前途未卜的路”,似乎不见得好走,不见得合乎理想。但是马兰总结到这,却是摆在他面前的唯一真实选择。最后,全书以阿尔科克(Alcock)的话结尾,预言了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相对稳定性,这在1986年的骚乱中是不可想象的:“信任绝对不是我们生活的安全栅栏。信任他人是危险的。但是失去了信任,我们就失去了对爱的希望,而爱者是我们战胜黑暗的唯一有力武器。”

  《我的叛逆者之心》让很多南非人感到愤怒,有黑人,也有白人,谁也没有放过。他既是一个自我仇恨的南非白人,也是一个自我肯定的种族主义者。对马兰来说,这是唯一能使他与祖国、与自我达成妥协的方式:找到一个活在这个陌生之处的方式。他的书今天仍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如何描写陌生地方的实例,那些不容易被描绘的地方,那些常常让人以为是这里或那里,但其实两处都是的地方。

  《我的叛逆者之心》绝对是一部青年人的作品。马兰在字里行间放声咆哮。但他从未放弃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南非的历史有一个悖论,要获得真理就要把悖论打倒在地,去勇敢面对。在西方人眼里,还有比非洲更陌生的地方吗?甚至是那些没有像马兰一样同非洲有过如此痛苦关联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或者说特别是这些人——倾向于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非洲。

  这是一个善良的地方,一个有着高贵的凶残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充满黑暗,疾病和战争的地方。无论哪种情况,非洲大陆都被视为他们眼里应该的样子。这块大陆通常只不过是西方人寻找自我或是迷失自我的一个背景罢了。马兰了解了其中问题所在,并极力打破西方人的这种自我蒙蔽。他对姆蓬戈斯案件的观点可以用在绝大多数描写非洲的作者的身上:这是在我的国家中的白人所遇到的麻烦。我们的眼睛被白人脑子里对非洲和非洲人的成见所蒙蔽。有人看到危险,有人看到野蛮,有人看到牺牲,还有人看到了革命的英雄。但我们很少有人看清楚了。

  很少有人看清楚了。马兰尝试过,他的书证明这种尝试会有多么痛苦。这可能就是他没有接着写第二本的原因。他也没有尝试过任何与《我的叛逆者之心》相比同样艰巨或同样关乎自我内心的作品。马兰没有像库切和娜汀·葛蒂玛(Nadine Gordimer)那样始终诚实地描写白人在非洲的地位,他拒绝戴上虚构的面具:把自己放在操作台上,让其变得杂乱,然后像检查尸体一样审阅着自己的良知。而后,在他发现自己必须依附于一个将永远唾弃他的地方的时候,他又能说什么呢?

  盖尔·贝克尔曼(Gal Beckerman)为《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特约撰稿人。他的第一本著作有关苏联犹太运动史,将于2009年秋由Houghton Mifflin公司出版。

分享 6821 次阅读 | 0 个评论

留下脚印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