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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言论自由吗?

2009-12-28 10:16

  我们可以言论自由吗?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成功之路

  东尼·刘易斯(AnthonyLewis)不再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撰写专栏,这实属是大家的不幸。此前的三十几年,他的专栏一直是人们获悉社会新闻评论的首要选择。他的评论满载着宪法权利的知识以及对宪法权利的忠诚,文字简洁、行文清晰、行文优雅、铿锵有力。然而刘易斯(Lewis)选择了退休,使我们从此不能再听到其声音。

  尤其是在这一时刻,迪克·切尼(Dick Cheney), 戴维德·艾丁顿(David Addington),约翰·柳(John Yoo), 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 丁维(Viet Dinh), 阿尔伯托·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 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以及其他一些总统班底成员开始着手改写涉及到如窃听、未经审讯滞留、人身保护权、严刑审问、军事犯罪、秘密证据等等各个方面的规则,最重要的是他们还致力于改写布什总统作为总指挥官的既定权威,以及他国家安全事务方面所能行使的至上权力。虽然刘易斯(Lewis)在他的小书《我们所憎恶的思想自由》(Freedom for the Thought That We Hate)中对9·11袭击事件后的公民自由仅有简单涉及,但是该书确实提醒我们去关注我们一直以来所忽视的东西。

  正如刘易斯(Lewis)在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叙述中坦言,将宪法阐释权归属于法院有助于我们抵制暴政专权。我们认为《我们所憎恶的思想自由》(Freedom for the Thought That We Hate)最为精彩之处在于它的主题,即《第一修正案》中(First Amendment)的言论与出版自由问题。

  在这最为关键的一点上,我们知道从前言论和出版自由是违法的并遭受攻击,但今天的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譬如,从1798年《惩治煽动叛乱法案》(the Sedition Act)颁布到一战以及战后时期这一段时间里有很多州级和联邦级的对言论的诉讼迫害案件,接下来到二战后红色恐怖,一直到尼克松执政时期。在尼克松执政时期,政治上他所实行的高压监督政策,其特征是遏制镇压不同政见者。今非昔比,刘易斯(Lewis)书中所论述的法庭诉讼案件中的保护措施已经获得人们如此广泛的认可,以至于人们这些权利已经不会再受到所谓“反恐战争”的严重威胁。从此人们可以继续自由地言论,反对政府滥用职权。 刘易斯(Lewis)这本书题目的灵感来源于最高法院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的反对意见。

  1929年,美国控诉施维莫尔案(United States v. Schwimmer)由高级法院裁决。诉讼案中的罗斯卡·施维莫尔(Rosika Schwimmer)是位中年妇女,匈牙利移民。由于她是位和平主义者,所以她拒绝拿起武器捍卫美国的宣誓,以至于法院否认她美国公民的身份。

  霍姆斯大法官(Holmes)在美国内战时期(The Civil War)曾是位联邦士兵,并受过三次伤(他在Schwimmer案中表达反对意见时已达八十八岁高龄),可参加过战争的他仍觉得反对和平主义的思想是毫无用处的,已经88岁高龄的他在控诉施维莫尔(Schwimmer)案中反对施维莫尔(Schwimmer)的行为。尽管彼此熟悉,可是他仍然激昂写到以下这些我们熟悉且直至今日仍激动人心的句子:“如果宪法中存在着一条相对的且更有必要命令式地要求我们去尊重遵守的原则,那就是思想自由的原则——它并不是为了与我们意见相一致的人的思想自由,而是为了我们所憎恶的思想自由。并非仅仅为了给予那些我们所赞成的思想以自由,还为了给予我们所憎恨的思想以自由。”

  的确如刘易斯(Lewis)所言,霍姆斯(Holmes)并不总是言论自由的拥护者。

  在一战之前,霍姆斯(Holmes)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一直持谨慎态度,但经历过一战的动乱岁月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

  霍姆斯(Holmes)的这种转变最早在他对1919年最高法院的一次诉讼案的态度中现出端倪。在该案件中,社会主义党领导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V. Debs)因触犯《反间谍法案》(Espionage Act)而被判入狱10年。德布斯的罪行是赞扬相关的三个人,由于他们拒绝在这一诉讼案的草案上签名而遭到监禁。霍姆斯(Holmes)对此评价道:“他们由于挺直胸膛做人,由于为人类寻求更好的条件环境而受到惩罚。”他为他们的行为“感到骄傲”。

  然而同年,霍姆斯(Holmes)在另一桩反战诉讼的案件中又表示异议,在该案件中,反战分子被判入狱20年。

  尽管如此,自这次案件之后,他对当时言论不自由的社会状况频频持反对意见。尽管此后他在言论自由案件中的想法总是以反对意见记录下来,在这些情况下贾斯廷·路易斯·布兰代斯(Justin Louis D. Brandeis)大法官常常对霍姆斯(Holmes)的这种极其认可态度的持反对意见,可实际上霍姆斯(Holmes)的激情与诗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霍姆斯(Holmes)在20世纪20年代的声声疾呼发表反方意见,现在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法案》(First Amendment)还能否成立,可见他的重要性。

  刘易斯(Lewis)对霍姆斯(Holmes)态度转变的种种因素进行仔细分析后指出,对霍姆斯(Holmes)产生重大影响的是1919年发表在《哈佛法学评论》(Harvard Law Review)上的一篇名为“战争时期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 in War Time)的文章,该文的作者是哈佛大学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查克瑞亚·查菲二世教授(Professor Zechariah Chafee Jr.)。

  刘易斯(Lewis)认定霍姆斯(Holmes)就在那年夏天拜读了该篇文章,因为正是这年夏天他的态度发生了改变。霍姆斯(Holmes)在给查菲教授(Chafee)的信中反复强调,他深深受到了查菲教授(Chafee)文章的“教导”。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该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对霍姆斯(Holmes)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此之外,人们也很好奇,当时社会状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霍姆斯(Holmes)。霍姆斯(Holmes)生活在一个动乱的年代,那时到处是移民动乱,人们对移民和激进分子有着激烈反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当代的对恐怖分子的担忧。社会的动乱最终导致了1919年11月以及1920年1月的派尔默袭击事件(Palmer raids),在该事件中成千上万人被捕,成百上千人被逐出境。此外,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联邦法庭以及州法庭充斥着喧哗与骚动,到处是有关对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劳动组织者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自由言论者的诉讼。

  在霍姆斯(Holmes)态度的转变过程中,他一度拒绝在席卷全国的激进洪流中随波逐流。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凭借雄辩的言说使国家得以稳定下来,这就像1924年律师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和首席检察官哈伦·菲斯克·斯通(Harlan Fiske Stone)共同终止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下属的反激进行径部门一样。尽管刘易斯(Lewis)是极力推崇、提倡和拥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法案》(First Amendment)中的权利的,并以信仰言论自由的角度对保护这些权利的重要法庭裁决发表文章和评论,并发表文章对与捍卫宪法中所提及的权利相关的重大法律案件表示支持。尽管如此,刘易斯(Lewis)并没被称为“新闻业”这领域内不分清红皂白的人,而是具有党派意识和偏见的人。他认为所有人都有言论自由平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记者就拥有某种特权。当记者的表达方式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时,他当然不会偏向于新闻媒体这一方。

  我们可以从刘易斯(Lewis)评论20世纪60年代最高法院裁决的时代公司诉讼希尔案(Time, Inc. v. Hill)的态度中看出,他不会偏向于新闻媒体而是优先重视其他权利。1952年,希尔家族(Hill)经历了一场浩劫。当时3名逃犯挟持他的家人逃离宾夕法尼亚,时间长达19小时,但是这些罪犯对待人质彬彬有礼并且安然地释放了他们。为了逃避随之而来的巨大公众舆论,希尔(Hill)一家搬往另一城市居住,竭尽全力逃离大众视野。

  两年后,一场根据这次浩劫改编的话剧《绝望时刻》(The Desperate Hours)在百老汇(Broadway)上演。当然,这场话剧没有使用希尔家族(Hill)的真实姓名。虽然该话剧展现的是性威胁以及暴力的相关内容,但这并没有对希尔家族造成任何名誉上的损伤,因为剧中家人的表现极其勇敢。但是就在话剧开演当天,《生活杂志》(Life)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将舞台所虚构的剧情与希尔家族在现实中的经历联系起来。文章中不仅提及了希尔家族(Hill),刊登了宾夕法尼亚希尔家劫持事件中的逃犯照片,而且报道了话剧《绝望时刻》(The Desperate Hours)中所体现的残忍行为,种种描述都使人们相信该话剧乃是一种真实的再现。

  希尔家族(Hill)对此提出了上诉。根据《纽约隐私权法》(New York State’s right-to-privacy law)中禁止“歪曲报道”(false light)这一规定,希尔家族(Hill)获得了3万美金的补偿。然而,在美国最高法院,该判决以5比4一票之差被驳回。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指出初级法院的判决触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法案》(First Amendment)。他认为:“不同程度地向他人暴露自身是文明国度生活的必然,在一个强调言论与出版自由的社会中,暴露的风险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

  对此,刘易斯(Lewis)评论道:“我很尊敬大法官布伦南(Brennan),但是对于文明国度的概念我有不同的看法。”希尔(Hill)家族的悲剧极大地触动了刘易斯(Lewis)。因为就在《生活杂志》(Life)刊登此文章后,希尔夫人一度精神崩溃,精神病医师诊断这是由人质事件的刺激引起的。这也就是说,《生活杂志》(Life)对于此次事件的灾难性的描写极大地刺激了她。在最高法院宣判四年后,希尔夫人(Hill)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不同意刘易斯(Lewis)对于这一案例的看法。当美国最高法院接受重审希尔(Hill)案件时,我正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工作(ACLU)。即使到了现在,我对于此次案件在当时引发的激烈讨论仍然记忆犹新。那时的人们都非常注重隐私权(right to privacy),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生活杂志》(Life)太急于制造轰动效果,并且太缺乏责任感。

  然而,先且不论诊断希尔夫人(Hill)的精神病医师的看法,我们不可能知道《生活杂志》(Life)的文章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导致她的精神崩溃。既使这篇文章是其精神崩溃原因之一,杂志社要先考虑那些易受伤害的群体,然后才在其基础上发表文章,这也是不可行的。再说话剧开演以及涉及希尔家族(Hill)的劫持事件都确实是很有报道价值的新闻。

  阿莱·奈尔(Aryeh Neier):《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前执行董事,开放社会学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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