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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代表

2009-12-28 10:22

  《明镜》(Der Spiegel)的股东型员工(employee-owners)解雇了他们的老板。现在,他们必须证明,他们能够复兴这一德高望重的德国杂志

  长期以来一直担任德国领军性周报《明镜》(Der Spiegel)的编辑斯特凡·奥斯特(Stefan Aust),当他还在靠近印尼的安汶岛(Ambon)享受划船之旅时,得知自己已经失业了。尽管《明镜》(Der Spiegel)的发行量还可以,但是,许多在其中工作的记者们却认为杂志的新闻质量明显下降。国内的精英们也不再将《明镜》(Der Spiegel)当成是他们的必读之物,因而,在《明镜》(Der Spiegel)工作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件充满魅力与诱惑的事情。除此之外,奥斯特(Aust)不是个好相处的老板,而且新闻间里从来没有过完全支持他的情况出现。因此,代表明镜员工的委员会利用公司多数的优势,在股东大会上把奥斯特(Aust)三振出局。奥特斯(Aust)被踢出股东大会的消息是在2007年11月发布的。随后的好几个月,这条消息以及漫长的寻找后继人的新闻一直覆盖了《明镜》(Der Spiegel)对手的版面。

  “明镜”的最高职位对于德国新闻界而言理所当然也就是最富于挑战性(也是最让人觊觎)的职位——这不仅是因为明镜公司本身的准社会主义的所有权模式。所谓的准社会主义所有权模式是《明镜》的一个传统,它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当时的所有者鲁道夫·奥根斯坦(Rudolf Augstein)创建。当时他将公司的一半股份转移给员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同盟国的发起下,明镜将美国式的调查性新闻机制引入了尚处于民主起步阶段的波恩(Bonn)共和国。随后,在很长的时间里,通过揭露诸如政府官员的纳粹背景以及非法竞选集资等行为,《明镜》(Der Spiegel)主导了整个竞选形势。但是,最近,这个基地设在汉堡的杂志却面临着失掉它的光荣地位的命运。在报道上面,其他竞争性杂志似乎表现得更为积极。网络的兴起,这也包括明镜下属的“明镜在线”(Spiegel Online),似乎更能吸引年轻读者的关注。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杂志在版面上扩大了非政治议题的覆盖率,开始关注一些譬如犯罪案例、文化事件等,而且它也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一流的写作风格上面。与此同时,那些致力于政治独家新闻的稿件却越来越少,尽管那曾是《明镜》(Der Spiegel)的发家之本。

  面对这种新的情况,《明镜》(Der Spiegel)的员工们决定采取措施控制局面。他们不仅终止了奥斯特(Aust)的合约,而且与他同时下台的还有行政指导卡尔·迪特里希·塞克尔(Karl Dietrich Seikel),并且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两人的后继者。

  对此,《明镜》(Der Spiegel)的对手们只怕是要手舞足蹈一番,因为他们预测这将导致明镜向无政府式管理滑落。“这群由800名员工组成的乌合之众已把一位出色而成功的编辑驱逐出去了,”《明镜》(Der Spiegel)的对手《焦点》(Focus magazine)杂志的编辑赫姆尔特·马克沃特(Helmut Markwort)这样说。

  即使就目前而言,我们仍然难以准确地判断批评家们是否正确。在一个竞争相当激烈、流动性极高的数字化媒体时代,一群新闻记者是不是能有效地管理像明镜这样复杂的杂志社呢?明镜并没有人出来对将要发生的一切做出声明,这其中也包括新上任的两位管理人。

  但是,在一个所有的出版物都在为投资者的利润预期急得焦头烂额的时代,《明镜》(Der Spiegel)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反的案例。

  这个值得人尊敬的杂志,不仅保持了财政上的良性运转,而且,它还得到了在优秀的新闻需要与新的商业和文化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机会。

  《明镜》(Der Spiegel)创办于1946年,在创刊初期它以“这一周”(Diese Woche)作为杂志名称。它的创始者是一个名叫约翰·夏罗纳(John Chaloner)的英国企业型官员。在他看来,纳粹后的德国就需要一个自由无惧的媒体。于是,他雇佣了两个年轻的德国人,并且将他们介绍给了《泰晤士报》(Times)以及其他一些英语杂志。“他们为我们翻译了几篇文章后告诉我们:就按他们那样做。”鲁道夫·奥根斯坦(Rudolph Augstein)这样写道。在他22岁的时候,他就在为夏罗纳做事。但是,后来德国人开始写一些批评同盟国行政官员的文章,这也就使得夏罗纳的上级对此失去了兴趣,并且把整个杂志都交给了奥根斯坦和他的团队。

  后来,奥根斯坦 (Augstein)领导《明镜》(Der Spiegel)达五十年之久,他也成为了德国新闻界的标志性人物。关于他,有六本传记都在描述他敏锐的思维、极强的分析能力以及张扬的智慧,同时,在这些传记中,也描述了他对《明镜》(Der Spiegel)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而且这种矛盾是与日俱增的。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过着隐士生活的奥根斯坦 (Augstein)总是不太情愿地通过电话和传真从他汉堡的家里以及其他度假地给杂志社提供建议。

  尽管他有时会提到杂志的影响力太大并不利于它的发展,但是事实上,《明镜》(Der Spiegel)在新闻界的影响力是他一手成就的。“奥根斯坦 (Augstein)是一个不喜欢服从的学者,他总是在挑战权威。”皮特·梅泽堡(Peter Merseburger)在其中一本传记中这样写道:“杂志的内容和语言就反映了这一点。”

  在《明镜》(Der Spiegel)之前,整个德国的新闻报道的头版都被那些所谓研究当代事件的伪学术论文所占据。而奥根斯坦 (Augstein)则从人的兴趣这个视角,让那些原本不太好读的政治文章更加生动。他从美国出版刊物那学会通过轶事趣闻来展开文章的结构或进行意外的转折。大量的图书管理员,在德国的传奇性名声就好比《纽约客》(The New Yorker) 的事实论据检查员,他们努力确保记者们有充足的补充性材料来支持他们的故事。

  与此同时,明镜越来越将它的新闻报道权作为了一种政治工具加以运用,而且在一些影射性批判和丑闻揭露中,它也加入了数据的支撑,这使得它与美国的新闻报道模式开始分道扬镳。其中一个它喜欢攻击的目标就是保守的巴伐利亚(Bavarian)政治家弗兰兹·约瑟夫·斯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任了国防部部长,并且致力于将德国变成一个核大国。

  在对斯特劳斯 (Strauss)的批判上,将反复的新闻轰炸与露骨的恐惧兜售结合起来,明镜一直对其紧咬不放。其中有一篇文章在描述斯特劳斯 (Strauss)时就曾经这样说道:“当他使用他那种乡土式的巴伐利亚魅力时,他还是可爱迷人的。”

  但是,也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不善地问到:“有必要补充的是,为什么世界总是被那些自认为和蔼可亲的德国人弄得一团糟?”针对明镜的做法,斯特劳斯 (Strauss)想以大欺小,试图对其展开报复。1962年,当时明镜有一篇文章详细谈论了西德的反苏联攻击的军事防御战略的缺陷,也正因为此,遭致了当时的警察对明镜杂志总部的全面搜捕,奥根斯坦 (Augstein)以及其他六个工作人员都被以叛国罪的罪名起诉。

  但是,由当时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组织的公众抗议活动迫使政府退让了,103天的监禁之后,奥根斯坦 (Augstein)被放了出来,这也进一步巩固了杂志作为新闻自由堡垒的角色和地位。

  当时的西德政府憎恨《明镜》(Der Spiegel)杂志,但是,他们却不敢忽视它。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总理以及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总理,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差异很大,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明镜》(Der Spiegel)是“一份烂报”(“A filthy rag”)。

  但是,从此以后,《明镜》(Der Spiegel)对于国内精英的影响力却开始下降。在一份由汉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2005年组织的一份研究中,他们对1500名新闻记者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该杂志的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渠道的地位已经被取代。在调查对象中,35%的人选择将《南德意志报》(the Munich daily Süddeutsche Zeitung)作为他们出版的参考来源,而与此相对,仅有34%的人选择了《明镜》(Der Spiegel)。“《明镜》(Der Spiegel)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主导着德国的政治,甚至它的主导时间超过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在美国的主导时间,”路芝·哈赫麦斯特尔 (Lutz Hachmeister) ——柏林媒体政策机构理事说道:“但是现在,它却丧失了主导地位——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鉴于数字化媒体对于信息权力平衡的改变,传统的单一新闻渠道主导新闻议程的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美国,人们都针对新时代该如何最好地适应编辑和商业化的挑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正因为此,在明镜案例中,许多杂志的传统主义者纷纷谴责奥斯特(Aust)迎合大众市场理念而放弃最优新闻质量的做法。

  某个一月份的下午——这天也是他工作的最后几天之一——奥斯特在明镜大厦11层的拐角办公室会见了我。就在前一天晚上,一家地方报纸报道了员工委员会推选“明镜在线”的编辑马提亚斯·缪勒·凡·布鲁梅科隆(Mathias Müller von Blumencron)以及《明镜》柏林分处的记者乔治·马斯克罗(George Mascolo)接替奥斯特的消息。“这些孩子很不错。”奥斯特对此保持冷静。

  这二人长期以来都在他手下工作,他雇佣马斯克罗(George Mascolo) 时他还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记者。但是,这种炒他鱿鱼的传闻显然惹怒了他,“如果是我自己解雇自己的话,我想我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更快、更稳以及更高雅的方式。”他说。同时,他还指责委员会在联系未来的继任者时并没有事前通知他,也没有告诉他将被解雇的消息。

  奥斯特 (Aust)现年61岁。他身材矮小、削瘦却很结实。他是个自信到甚至有点自负的人,尽管他并不是那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曾经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主持人问他是否擅长自我批评时他面无表情的回答道:“我?你问的问题很荒谬,难道你都不读报纸吗?”奥斯特的批评者称其为服从主义者,而且他们总是乐衷于把他的左翼历史和他最近更为倾向于谈论政治掮客的态度加以对比。

  事实上,从对六十年代的学生造反运动的关注到对政治主流的研究,不过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的典型轨迹。其他一些公众人物如德国前内阁成员约续卡·费雪(Joschka Fischer)和奥托·施李(Otto Schily)都具有类似的经历。和费雪(Joschka Fischer)以及施李(Otto Schily)一样,奥斯特 (Aust)也曾经参与过类似于巴德尔-迈恩霍夫帮(the Baader-Meinhof gang)的左翼团体——这一经历也帮助他后来完成了他那部最畅销的关于恐怖主义组织的书籍。

  在七十年代,奥斯特加入了公共电视,成为一名彻头彻尾的调查性记者。再到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对明镜电视台——杂志的有线电视节目的兼并,他第一时间见证了私有化对德国新闻体制事业的影响。但是,随着收视率突然间变得重要起来的现实,奥斯特也调整了策略,将性和犯罪等事件补充了进来,为“明镜”电视台吸引了更多的观众。

  奥根斯坦(Rudolph Augstein)欣赏奥斯特 (Aust)的“能即做”(Can-Do)的态度,并且在1994年任命他为《明镜》(Der Spiegel) 的编辑。当时,《明镜》(Der Spiegel))正是处于困境之中,它传统的主导性地位面临严重的威胁。新的出版刊物《焦点》——一份以短篇文章和信息图(Infographics)为内容的周刊,向奥根斯坦发起了突然的袭击,并且夺走了《明镜》(Der Spiegel)四分之一的广告版面。同时,许多大的杂志社也开始啃噬《明镜》(Der Spiegel)的所谓“自尊”。

  冷战的结束让德国一夜之间实现了转型,而《明镜》(Der Spiegel)所特有的顽固报道以及带有偏向性的写作的混合特征更适合于神秘而两极分化的波恩共和国政府(the Bonn republic),而不是适应于一个重新统一的国家。随着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力量向中间靠拢,读者普遍对政党政治的来龙去脉失去了兴趣。更糟的是,由于其他印刷出版物、有线新闻以及网络的竞争与日俱增,《明镜》(Der Spiegel)已经失去了昔日对政治热点话题的垄断地位。至于之后互联网的广泛兴起,以及伴随而来的电视产业私有化运动,都造就了一个更具有个性化和享乐主义文化特征的媒体消费群体。

  有趣的是,德国的领军性新闻网站,就是《明镜》(Der Spiegel)自己的“明镜在线”,它的版面采取24/7形式,而且它将印刷杂志的特性和通俗小报式的新闻形式因素结合起来。例如,当纽约市长伊利亚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由于在三月陷入“招妓门”事件 而辞职时,从特性的角度,“明镜在线”不仅对这一新闻事件进行了关注,而且对那个卷进来的女孩儿阿什莉·亚历山大·迪普雷(Ashley Alexandra Dupré)做了个图片库。

  在对这些新的事件的反应过程中,奥斯特 (Aust)比《明镜》(Der Spiegel) 历史上的任何一位编辑都更为激进地改变了杂志。他引进了彩色照片,并且用更多的版面来报道些并不是那么严肃的事件。“德意志Ⅱ”(“Germany II”)作为负责非政治性国内新闻的机构,很快就被赋予了“蓝灯与红灯”(Blue-light-and-red-light)的别名,因为它所关注的焦点主要在犯罪和丑闻上。奥斯特 (Aust)的电视背景不仅体现了他的报道技巧,而且也帮助他在报刊研究上取得了成绩。2003年美国遭遇大规模停电后,在他的策划下形成了《美国:停电的世界强权》一文,并且让手下绘制了一个手执蜡烛的自由女神像。

  奥斯特 (Aust)还雇佣了一群获奖记者,并且鼓励他们不要照搬杂志的标志性尖刻风格,因为这种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种模式化写作。有些人甚至对其冷嘲热讽,嘲笑这种风格是“明镜调味汁”(“Spiegel sauce”)。杂志的新兴之星们不再是来自旧式学校的专门收集并揭发丑闻的新闻记者,而是一些技术熟练的作者,他们知道如何将任何事件转化成精彩的非小说散文文学作品。

  当2003年美国侵略伊拉克时,奥斯特 (Aust)就将埃尔瑞奇·费策勒(Ullrich Fichtner)派往现场。费策勒 (Fichtner)曾经两次获得德国最有声望的新闻类奖——艾恭·艾文·奇许奖(the Egon Erwin Kisch Award)。这一次,费策勒(Fichtner)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故乡提格里特(Tikrit)的失陷进行了具有艺术氛围的重建性报道,理所当然为他再添一个奇许奖。

  西德政府憎恨《明镜》(Der Spiegel)杂志

  说到报道,《明镜》(Der Spiegel) 仍具有无法比拟的火力,而充分大量的研究也会让人觉得有些过头——譬如像16位记者,准备在一月对德国的年轻移民进行专题报道时,就从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的视角来剖析所谓暴力因素的增长。但是,真正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却变得越来越少,彼此之间的关联度也不高,而人们越来越期盼杂志的记者们将他们的技能运用于更轻松的问题,譬如像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Nicolas Sarkozy)的恋爱生活对法国政治的影响。

  即使是奥斯特 (Aust)的批评者也承认,他所做的工作令人欣赏,因为他保证了整个发行量在百万以上——这对大众市场广告投资商而言是一个关键的测量指标。

  成熟完善的财政帮助《明镜》(Der Spiegel) 远离了其他出版物对新闻预算的激进性成本消减。在2007年,明镜集团——同时包括了《经理人杂志》(Manager Magazine)月刊以及德文版的《哈佛经济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创造了将近6亿3百万人民币(5千7百万欧元)的营业利润,这在公司的历史上是最好的成绩。即使是雅克布·奥根斯坦 (Jakob Augstein) ——这位已故出版者的儿子,他在股东大会上代表了奥根斯坦家族——尽管他支持奥斯特 (Aust)的下台,也不得不承认:“读者确实变得越来越不关注政治了。《明镜》为了保持它的经济力量和公众影响力,不得不做出调整,而奥斯特在这方面做的相当成功。”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奥斯特 (Aust)对浮世德交易(a Faustian bargain)做出了攻击。为了保持相关性以及完成他所认为必要的事情,他牺牲了许多《明镜》的特色。一些老资格的记者们似乎对此并不满意,在他们看来,《明镜》(Der Spiegel)不再是“《明镜》”了。

  一位不愿意透漏姓名的记者这样说:“我们以前的发行量没有一百万,但是我们同样也过的相当的精彩。”奥根斯坦的女儿弗朗琪斯卡·奥根斯坦(Franziska Augstein)——她同时是《南德意志报》(the Munich daily Süddeutsche Zeitung)的一名记者,强烈地表达了她的不满:“《明镜》(Der Spiegel)变成了众多八卦报纸的一员。”2005年在柏林举办的报纸新闻记者会议上,她对奥斯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正所谓‘鱼从头烂’。”自然,她的讲话吸引了众多的注意力。

  但是,单纯根据过去15年《明镜》(Der Spiegel) 所发生的来批评奥斯特 (Aust)有点过于简化的嫌疑。对影响力下降的不满、对调查式新闻报道的减少的不满,或者对那种谄媚式的人物介绍的不满都不只是《明镜》(Der Spiegel) 一家媒体的问题。世界各处的新闻记者们都在为他们职业的未来担忧。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只是在于《明镜》(Der Spiegel) 的记者们有能力将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政治活动家们都加入了《明镜》(Der Spiegel),这使得当时杂志的新闻报道向左偏转,同时也对管理提出了要求。奥根斯坦 (Augstein),这个崇尚自由的灵魂,对此深表同情。

  1974年,《明镜》(Der Spiegel) 建立了一个控股公司,当时所有在明镜工作达三年以上的员工都对其持有所有权。同时,出于长期稳定的考虑,奥根斯坦 (Augstein)将公司25%的股份卖给了古纳亚尔集团(Gruner + Jahr)——贝塔斯曼(Bertelsmann)麾下的杂志出版机构。同时,他还决定,他的四个孩子在他死后将总共只继承24.5%的股份——比否决权所要求的限度少0.5个百分比。

  最初,《明镜》(Der Spiegel) 的员工们很少参与管理。他们更为乐见的是在经营较好的一年里,由于股息分红,大多数员工的薪水增长了一半的情况。但是,直到1994年奥根斯坦(Augstein)希望奥斯特 (Aust)担任编辑时,绝大多数否决了这一任命,他们认为电视记者缺少必要的印刷出版物的经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喜欢他们所听说的奥斯特(Aust)在电视台的那种对抗性的管理风格。

  塞克尔(Seikel)后来回忆说当时奥根斯坦(Augstein)被激怒了,并声称要“丢开这个包袱,在济尔特岛(Sylt)的北部弗里西里(Frisian)开一个薯条店。”奥根斯坦 (Augstein)退休的威胁技巧性地化解了这场纠纷,但是委员关于奥斯特 (Aust)的任命仍然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进行的。

  2002年,奥根斯坦 (Augstein)逝世,到这时,整个权力的平衡逐渐从明镜的高层往低层走。每隔12个月,在那个金碧辉煌的从六十年代以来就是地标性的建筑里,成百上千的明镜员工们会聚集在一起举办年会。在柔和的橘黄色双联灯光的照耀下,他们向每三年选举一次的五个代表申诉自己的不满、表达自己的看法。正如明镜的记者们自己所说的,这种形式的会议更像是一个联合会,而不是股东大会。“我们喜欢选举那些没有什么权力的人,”一个在明镜的老员工曾经告诉我:“如果他在明镜已经处于上层,我们干吗还要提拔他啊?”

  但是,这种自我利益的考虑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公司管理。一旦被选举上来,明镜员工的代表们就必须考虑公司的长远利益。这是个很难的命题,正如《世界报》(Le Monde)的股东型员工们所证明的那样。《世界报》(Le Monde)这份报纸的非盈利性,以及深陷债务危机的困境,都导致它易于被少数股持有者所接管——而这一情况是《明镜》的股东型员工在将来的发展过程中所必须注意的。

  当经营战略、新闻理念以及员工的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困难就特别容易出现。举个例子,在2002年,明镜管理层决定加入德国联合抵押银行(HypoVereinsbank AG)、传媒公司阿克塞尔-施普林格集团(Springer AG)以及高宝股份公司(Bauer AG),与它们一起竞标购买一家陷入危机的电视集团ProSieben。

  员工代表反对这一项动议,因为他们认为与竞争对手以及银行的财政联系将损害明镜的新闻独立性。而且,他们也不愿意将所得利润再重新投资,他们提出,这项动议的财政投资过高——事实上后来证明这种看法显得目光短浅。最后,以13亿美元(折合为人民币是89亿4千万)的价格,ProSieben被加利福尼亚的企业家海姆·萨班(Haim Saban)购得,三年之后他再将公司售出时价格竟然翻了两倍。

  明镜股东模式里长了瘤子,这一点在2006年他们解雇塞克尔(Seikel),以及去年解雇奥斯特(Aust)时都得到了体现。在这两个案例中,员工委员会都只是单纯的寻找后继者,而并没有沟通他们的意图,这使得整个过程变得混乱起来。委员会成员的行为仓促,也没有任何协调活动,事实上,这更像是一群造反的属下,而不是经理们的行为。

  2006年5月,他们选择了马力欧·弗兰克(Mario Frank)——古纳亚尔集团的一个经理代替了塞克尔 (Seikel)。但是,作为第二大的股东,迄今为止,古纳亚尔集团在明镜的管理中并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

  弗兰克的突然任命只会引起恐慌,人们害怕长期这样下去,他可能会加强这个媒体业巨人的地位。这个新的经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除人们的恐惧,在一场收购案中,他决定买下德文版《金融时代》(The Financial Times)50%的股份,这完全是将钱扔进水中行为,而这一决议显然对古纳亚尔集团却是有力的,因为他们控制了另外一半的股份。员工委员会这次迅速地作出反应,否决了这项决定。

  在奥斯特(Aust)的案例中,他的管理风格进一步使得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尽管有些记者是提出了关于在奥斯特管理下的明镜新闻的问题,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都被私人的牢骚所蒙蔽了眼睛,而忽略了奥斯特的整体表现。

  在做这篇文章时,我采访了一些记者,据他们看,奥斯特经常威胁那些不属于他内部圈的人以及不同意他观点的人。“奥斯特不仅带来了活力,他也散布了恐惧,” 1999年退休的前副总编戴尔特·维尔德这样说,“最后,许多人都只是希望委员会能为他们报仇而已。”

  去年夏天,委员会终于成功了,他们把一个他们一开始就不喜欢的人从老板的位置上拉了下来。马力欧·弗兰克(Mario Frank),这位新的经理冷静地与准后继人通了电话,消息也很快地传到了在印尼的奥斯特那。“坐好,别激动,”他的副手约阿希姆·普罗伊斯(Joachim Preuss)在电话中告诉他:“他们在找代替你的人。”当奥斯特回到办公室时,人们每天都在窃窃私语地讨论候选者的名字。

  就在匆忙之间,委员会把职位给了克罗斯·克莱伯(Claus Kleber),一个没有任何印刷经验的公共电视台领导。许多媒体都将这次任命看成是一项完成的交易。但是到最后,克莱伯 (Kleber)拒绝了该任命。

  最终,到二月的时候,明镜宣布从内部代替奥斯特的计划,选择了马斯克罗 (Mascolo)和缪勒·凡·布鲁梅科隆(Mathias Müller von Blumencron)作为奥斯特的后继者。这两个人都希望平静交接,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在公共场合宣布他们的计划,也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在一篇生动的至读者的短信中,明镜承认,作为一份周报,它“本身并不希望像过去几个月那样,成为新闻报道追逐的对象。现在新的总编已经上任,一剂自我批评的药显然是应该的:在整个寻找后继者以及解雇61岁的奥斯特的过程中,明镜的行为有时还不够专业。我们本应该做得更好。”

  我采访的员工们对我说,就目前看来,大规模的改变是不可能的了,“就像你知道的,他们跟奥斯特一样,有同样压力,他们也要卖杂志。”一个记者这样对我说。

  确实,目前为止,他们卖得最好的是头版为“罪犯:德国人怎么都变成了杀人犯”(“The Perpetrators: How Germans Turned into Murderers”)的一期——这和旧时代的明镜格言:“纳粹的故事总行得通”真是如出一辙。但是,在向员工们陈述时,马斯克罗和缪勒·凡·布鲁梅科隆却强调说他们希望能够更经常看到特色作者和调查式新闻记者在一起合作——这可能就等于承认了明镜忽略报道内容转而强调写作的做法。同时,他们也说印刷和网络在运作上必须更为紧密。

  这种情感反映了两个编辑各自的经历。马斯克罗是个善于发现的政治类记者,这也是他为什么吸引了那些希望复兴明镜的调查式传统的人。而缪勒·凡·布鲁梅科隆则见证了“明镜在线”作为一个出色成功的网站的兴起。之所以任命两个总编,这也说明他们中的一个人都不能单独完成所有的工作,而需要寻求彼此的平衡。“在明镜内有些恐惧,担心网络的发展是以印刷出版物为代价的,”现任员工委员会的主席阿曼·马勒 (Armin Mahler) 说,“我们想要一个新媒体的意识,但是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明镜传统价值的复兴。”

  作为杂志的股东式员工,他们对交接班过程的做法并不能让他们的领导在危机中有足够的信心。监督是复杂的,如果情况再次变糟的话,古纳亚尔集团可能就正等着接管。但是现在,明镜的记者却给我们做了一个试验——社会化的管理方式能不能克服个人利益,在不过分失掉明镜所特有的“明镜调味汁”特色的情况下,实现新与旧的结合。

  康斯坦丁·里赫特(Konstantin Richter):柏林自由撰稿人,2007年其第一部小说《Bettermann》于德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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