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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焦 独立电影的教条,有损纪录片表现力

2009-12-28 10:17

  近期,我看了一部以武装分子为视角,关注伊拉克(Iraq)暴乱的纪录片《遭遇抵抗》(Meeting Resistance)。对这部片子我期望颇高。因为,此前几乎没有西方记者能成功混迹于武装分子中进行报道。

  影片中所表现的真实的武装分子,足以让它能在西点、中央司令部和巴格达的“胜利营”放映——作为美国军方教育士兵了解其对手的方式之一。另一个吸引我去看这部片子的原因是本片导演莫利·宾汉(Molly Bingham)和史提夫·康纳斯(Steve Connors)将到放映现场,接受观众的提问。

  《遭遇抵抗》主要是对潜伏在巴格达附近阿德哈米亚地区(Adhamiya)的十几位武装分子的访谈。每一位受访者都代表一种类型的武装分子,每一位的故事都令我们注目观察。老师,育有三子,是一位中产阶级男性诉说囤积大量军火用于杀死与联军合作的伊拉克人。旅行者,是一位穷苦的劳工,据他自称在回伊拉克之前和巴勒斯坦人并肩作战了20年,这位流浪汉吹嘘武装分子的谍报工作着实了得。按他的说法,武装分子在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s)(前美国防部副部长)访问巴格达时弄清了“他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甚至还有酒店的房间号。”逃亡者,他说是因为他的母亲被美国人关了起来,他才被“逼上梁山”,做了武装分子。他表示,如今不论母亲是否被释放,“我都会抵抗到底。”叙利亚人来伊拉克是为了圣战,伊玛目(Imam)(伊斯兰教领袖的称谓)则大谈神职人员在号召抵抗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位妇人吐露了她利用阿巴雅(Abaya)(穆斯林妇女的裙装)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运武器和鸡毛信的经历。她声称“我渴望成为殉道者”。片子反映了抵抗运动组织的严密,武装分子的决绝、坚定不移。

  在武装分子为什么要抵抗这个问题上,《遭遇抵抗》(Meeting Resistance)却有些语焉不详。片子中着重采访了一位研究武装抵抗的巴格达大学的教授,他给出了详实的数据进行分析。教授认为:85%的参与者“是为了信仰而战”,伊斯兰教教导年轻人“每一个侵略者,每一个占领者,都是我们的敌人,必须与之战斗”。13%的人出于由“占领下的恶劣行为”而引发的“爱国主义、部族习俗、复仇或报复行动”,而加入武装分子。剩下的2%则是前复兴社会党的成员。在他们的采访中,部分武装分子认为他们反美与伊斯兰教义有关。而其他人则各有不同的诉求。“我记得他们在战争中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我的朋友被他们杀害了”,一位战士说。不论什么时候看见美国人的坦克和大兵走过,“烈火在我心中燃烧”。而流浪汉说他的一个熟人在遭到美国人毒打后,径直去买了个火箭桶,轰了那些美国佬。“我是个民族主义者”,流浪汉认为“这是促成阿拉伯世界联合的绝佳机会”。这似乎与伊斯兰教义无关。

  在提问解答阶段,一些观众指出了片中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一位女士说,在观看影片之前,她事先从网上看了预告片。预告片中设问“要是有人侵略你的祖国,你会怎么办?”。这位女士认为,预告片中反映出民族主义是暴乱的主要成因。不过影片中很大篇幅都反映出伊斯兰教义才是问题症结。问题究竟出在哪一方呢?莫利·宾汉(Molly Bingham)答道,她与她的伙伴从2003年5月开始调查时,武装暴乱基本还是世俗层面的事。不过在她们访问的过程中,随着美军的占领不断扩大,伊拉克的普通大众发生了转变,他们变得越来越激进,而且宗教意味也越来越浓。

  这是个重要的观察。我在思考,这为什么没能体现在影片中呢?影片还忽视了其他的相关信息。比如,在说到武装分子决定处决叛徒时,影片中出现河边的一具尸体。此人真是个叛徒吗?他死亡的背后还有什么复杂的内幕?这些在片中都没有交代。另外,在武装分子讲到注意避免无辜平民伤亡的时候,影片中出现了一起汽车炸弹袭击过后数百人伤亡的场景。谁在幕后策划了这起袭击?是这群武装分子吗?如果是,那么他们所言的关注平民伤亡又算什么?影片也都没有回答。片子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含混不清的地方。虽然钦佩两位导演收集这些材料的勇气和坚韧,不过我看完放映离开时,成品中的这些纰漏(更别提影片中所展现出的武装分子个个乐观的样子)带给我懊恼。

  我不止一次有过这种感觉。近来看过一系列这样的纪录片,事实上,躲都躲不开。这类片子在圣丹斯电影节(Sandance)上获奖,把持着家庭影院频道(HBO)的黄金时段,在艺术馆不厌其烦地放映。它们甚至引起了诺贝尔奖评委的关注。数字技术的发展降低了电影制作的成本,有时似乎曼哈顿23街以南的地区,每个人都能拍纪录片,“独立制片者”(Indie)这个词与之前的“个性导演”(Auteur)其意思似乎有着同样的暗示。

  在看这类电影时,我为什么经常感到无聊、不满和困惑?比如,观看记录拉尔夫·内德(Ralph Nader)如何从一位消费者的讨厌鬼,变成一位捍卫公众利益、全国皆知的政治人物的影片《一位不理智的人》(An Unreasonable Man)时,我对片中不完整地、歪曲地表现他在2000年总统大选所扮演的角色心怀不满。我看完了《闭上嘴巴歌唱》(Shut Up and Sing)。“南方小鸡”(Dixie Chicks)乐队的主唱声称她为小布什来自得州而感到耻辱,在这部影片中导演芭芭拉·克普尔(Barbara Kopple)和塞西利亚·佩克(Cecilia Peck)记录了由此引发的轩然大波。影片中乐队忙乱的家庭生活及冗长拖沓的对这场风波之于她们职业生涯影响的讨论,令我不堪忍受。斯拜克·李(Spike Lee)拍了一部反映卡特里娜飓风和它给新奥尔良州带来的灾难的影片《决堤之时》(When the Levees Broke)。在观看此片时,一个接一个冗长的采访和风暴造成的后果的报道纷至沓来,我不时看看我的DVD,看看这片子还有几秒才能够结束。

  纪录片省去了十分关键的信息司空见惯。不是没有提供重要的背景介绍,就是虎头蛇尾没能配合有趣的开场。或者,就是给人一些印象,却没留什么证据来印证。总之,就是缺了点什么。在大量地观看过这样的片子后,我认为我明白了这些影片到底缺了什么,一位解说。在上文提到过的所有影片中,都没有解说或者画外音,没有帮助观众理解接替变化的影像和采访的引导性的线索。

  这并非巧合。在独立电影中,解说是禁忌。解说这种手法已经过时、缺乏感情,它更适合用于那速度缓慢的新闻报道而不是前卫的艺术。

  独立电影认为让事件“自己来讲故事”、讲隐晦些,让观众自己去发现是更为有效的表现手法。唯一被接受的外界干预是“插卡字幕”,而这种匆匆记录的“插卡字幕”的做法沿袭自无声电影。

  有好的题材、好的制作人员,这种不用解说的方法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由克里斯·海吉得斯(Chris Hegedus)和D.A佩内贝克(D.A. Pennebaker)拍摄的真实反映克林顿1992年竞选运动的影片《战争空间》(War Room)便是一例)。除此之外,缺乏解说并不是纪录片唯一的硬伤。粗鄙的手法、自我陶醉、政治上直白的倾向性都是问题。而在这其中,没有好好地使用解说却是最致命的。用不好解说,有时甚至是拍到了绝佳的素材,最后的片子也只是一团糟。

  《达尔文的噩梦》(Darwin’s Nightmare)就是一例。该片由澳大利亚籍电影制片人胡伯特·萨普(Hubert Sauper)执导,曾获2006年奥斯卡金像奖(Academy Award)的提名。该片描述了自1960年代尼罗河鲈鱼放养到非洲的维多利亚湖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事件。尼罗河鲈鱼食量颇大,很快就把湖中的其他生物吃了个精光。后来,欧洲人和日本人发现这种鱼肉质鲜美,需求大增,鲈鱼贸易日益蓬勃起来。《达尔文的噩梦》中有一幕记录了巨大的苏联时期的运输机着陆在坦桑尼亚湖滨小镇Mwanza的场景。飞机载走了55吨的鲈鱼,早已大大超载,起飞都成了问题。而这时,当地百姓却是饥肠辘轳,食难裹腹。影片展现了由鲈鱼贸易带来的糟糕的衍生危害——为俄罗斯飞行员提供性服务的街头妓女,她们个个眼神悲伤;贫穷的渔民家庭不是罹患爱滋,病入膏肓,就是出没风波里,命丧鳄鱼腹中。我所见到的影片中还有一幕令人作呕的场景,那些去了骨长满了蛆的鲈鱼被扔在污秽不堪、散发腐败恶臭的露天的坑中风干,然后经过烤制卖给当地人,他们实在是太穷了,连自己本地的新鲜鱼都吃不起。

  在有力地表现出这些落后的同时,该片也揭露运输机来运鱼时并非赤条条地来。据地方旺族说,飞机上装满了延续非洲延绵不断

  的内战所需的军火。影片提供了很多线索证实这一点。最后,一位俄罗斯飞行员在镜头前承认,他的飞机带了武器来非洲,在安哥拉卸下军火后,飞抵约翰内斯堡,在返航时将葡萄空运至欧洲。飞行员操着蹩脚的英语,“安哥拉的孩子们的圣诞礼物是枪,而欧洲的孩子们则吃上了葡萄。”这种揭露十分震撼,使人不安,给了全球资本主义逻辑的寓言巧妙却是致命和残酷的一击。

  在我观看此片时,久抑的不满和困惑也不断涌上心头。《达尔文的噩梦》也没有使用解说,仅仅只是偶尔使用一些插卡字幕透露一些零碎的信息,这使得观众不知所云。比如,影片播放了有关肯尼亚一个环保会议的一些略显粗糙的剪辑,而会上只有对湖中鲈鱼品质的老生常谈,片中很快就切换到另外的场景,人们很难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在描写鲈鱼贸易的时候,影片拍摄了包装工厂,不过却没告诉观众,这里的工人能赚多少钱,工厂能给当地带来哪些利益。在表现鲈鱼换武器的渠道时更是语言不详。为了不用解说,萨普甚至雇了渔业研究机构的一位守夜人读了几行当地报纸的调查性报道。影片采访了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不过上镜的时间太短了,我们无法得知他的论断是怎么得来的。另外,俄罗斯飞行员最重要的供认也与记者调查的结果不符——其中的巨大差异影片中也没有交代。

  大多数人都在追捧该片,有少数人还特别提到萨普(Sauper)的手法,以示赞赏。A.O.斯科特(A.O.Scott)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写道“他(萨普)没有使用画外音或受访者头部特写的方式。他让报道在接连不断的对话和仔细的观察中铺陈开来。”《洛衫矶时报》(The Los Angeles)的肯尼思·特兰(Kenneth Turan)赞赏萨普“不用针锋相对的画外音,对主题只是清吟浅唱”。《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安·奥纳戴(Ann Hornaday)注意到萨普“在塑造事件上花了精力,从不插入自己带有评论色彩的声音,只是让坦桑尼亚当地人,偶尔地让世界银行、欧盟、联合国或一些无能和愤世嫉俗的机构的人,来说说他们自己的事。”这是荒谬的——萨普“个人评论之声”在影片中随处可见。而且还是明明白白的。(这也是无解说电影的另一个难题;虽然看上去没有主观的观点,实质上倾向性十分明显)。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达尔文的噩梦》仍然是一部令人难忘的电影,甚至可以角逐奥斯卡奖项。假如它能少些艺术的噱头,多些信息的话,也许真能得奖。

  对于解说的成见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和真实电影崛起时期。那时,一群法国电影人开始使用小摄像机和隐型录音设备录制自然行为和真实的对话——作为力图还原真实的一种努力。他们故意不用解说和画外音,因为它们会破坏电影人所想要的真实的意境。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早期,这种做法被具有开拓精神的美国电影人接受,比如拍摄《提提卡失序记事》(Titicut Folies)的弗瑞德·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在该片中怀斯曼揭露了有刑事犯罪倾向的精神病院可怕的生存状态。阿尔伯特(Albert)和大卫·梅斯勒(David Maysles)的电影《灰色花园》(Grey Gardens)则记录了东汉普顿一幢破烂的有28间房间的楼中两位老妇的古怪日常生活。

  梅斯勒(Maysles)兄弟后来影响越来越大,在他们周围集结了一群年轻导演、编剧、摄像,他们一起鼓吹现实理念。其原则有:接近你的主题;表现而不是讲述;不要强加观点;决不使用解说。因此,梅斯勒兄弟十分反对用传统手法制作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CBS Reports),传统纪录片的手法带着检察官似的口吻,“上帝之音”似的解说。在这种理念的熏陶下,一些年轻的电影人制作出了一些经典的纪录片,比如彼德·戴维斯(Peter Davis)拍摄的对美国越战政策具有毁灭性攻击的《心灵与智慧》(Hearts and Minds),芭芭拉·克普尔(Barbara Kopple)反映肯塔基矿工罢工的影片《美国哈兰镇》(Harlan County, USA)。两部片子都没有使用解说,仅仅依靠高超的技巧将影像、采访和资料录像融合在一起,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昨日的新潮和瞩目早已付诸东流,今朝这种手法已是陈腐保守的做法。真实成为教条,导致了如马诺拉·达吉斯(Manohla Dargis)在《纽约时报》上所言“凌乱不堪以致歪曲了太多的非虚构的初衷。”要考察这一变化,只须将《美国哈兰镇》与《闭上嘴巴歌唱》作一番比较。

  而在最近,真实派已经遭到挑战。一些电影人不再压抑解说,反而将解说置于整部电影的核心部分。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是这方面当之无愧的领头人。从《我与罗杰》(Roger & Me)到《科伦拜恩的保铃》(Bowling for Columbine)、《华氏911》(Fahrenheit 911)到《精神病人》(Sicko),摩尔只手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在这类风格中,解说不仅仅充当着评论员的角色,他还是导游、侦探、特技演员,还扮演插科打诨的角色。曾执导了引起快餐业争议的《超码的我》(Super Size Me)的导演摩根·斯普洛克(Morgan Spurlock)更进一步,他拍摄的电影围绕着他自己丰富的个性。这里的解说倒更像是哥斯拉,要踩扁一切障碍,而不像是上帝之音。

  最近,又崛起一脉新的派别,它既不试图埋没解说,也不吹嘘夸大解说,解说仅仅用来起告知和解释的作用。《一望无垠》(No End in Sight)便是个好例子, 查尔斯·福格森(Charles Ferguson)无情地剖析了布什政府计划和实施伊拉克战争的过程。影片中没有眩目的图表、没有电子合成、也没有电影制作上的噱头,仅仅只有一系列高质量的访问穿插着鲜活的资料片——所有这些都在低调但自信的解说员[演员坎培尔·斯科特(Campell Scott)]的解说中铺陈开来。

  在《安然:屋内聪明人》(Enron: Smartest Guys in the Room)中,阿历克斯·吉伯内(Alex Gibney)将采访人物特写、新闻短片、个性化的影像及吸引人的音乐融合在了一起。表现了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公司的贪婪和无知,它是如何像一个贪婪的轮盘一样破坏世纪之交的美国经济的。在我看来,要表现这么多层次的意义,没有画外音是不可能实现的。

  看到这些电影,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传统纪录片制作的回归,传统的新闻价值观战胜了徒有虚名的实验风潮。我急于验证我的理论,打电话给阿历克斯·吉伯内。他听了我的见解,甚为恼怒。“我不认为电影要和新闻一样,”他说。纪录片“与文章不同,它使用影像和声音而不是文字来创造有力的形象。”吉伯内还说,他也不赞成抵制解说。“没有理由弄得不清不楚”他说。在他最近上映的一部抨击911后美国讯问政策的《驶向黑暗的的士》(Taxi to the Dark Side)中,他使用解说不仅加快了片子的节奏而且使片子的意思表达更加清晰。“为什么要舍弃能用5个词的解说表达的意思,而选择混合14组不同的同期声来挑战观众的注意力极限呢?”吉伯内反问。今日的电影人,他说,“身陷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中赶时髦比清楚表达重要。我觉得,这是违反常理的。”

  是时候跳出这一模式了。不过,独立电影够独立,能不再随大流吗?

  迈克尔·马辛(Michael Massing)是《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JR)的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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