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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怎么做? 新闻报道先设计事实,再报道事实

2009-12-28 10:11

  在去年一月的一个星期五,华盛顿街上的一群行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协助完成了一个试验。当他们从朗方特广场地铁站出来的时候,地铁口站着一位拉小提琴的男士。就像一个普通的街头卖艺人,他穿着长袖的圆领衫和牛仔裤,头戴棒球帽,脚边还打开一个收钱的行李箱。实际上,他却是世界闻名的音乐家约夏·贝尔(Joshua Bell)。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匆忙的行人们是否会因为贝尔悠扬的演奏而驻足倾听。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记者吉恩·温格顿(Gene Weingarten)是这个试验的策划者。在亲眼看到地铁口一个很优秀的键盘演奏者的演奏彻底被人们忽视之后,他想到了策划这个试验。“我敢打赌即使是马友友(Yo-Yo Ma)本人,如果他打扮得不被人认出,也无法赢得这些免费听众的注意。” 温格顿表达出了他当时的想法。虽然马友友并不能来检验这个假设,但幸运的他找到了贝尔。经过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贝尔演奏了6首乐曲,其中不乏古典卡农中最难演奏和最著名的经典曲目。然而在这段时间路过的1097个行人当中,27人掏出了总共30多美元,其中只有7个人停下脚步倾听一分钟以上。而其余的1070人则头也不转的走过,完全没有察觉到最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正在他们身边演奏。

  当三个月后温格顿将有关这个试验的文章发表在《邮报》杂志版(Post's Magazine)上的时候,读者对这篇文章的关注与实验中行人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许多博客,以及有关古典音乐、流行文化、政治和社会科学的论坛上,大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温格顿表示,这次他收到的读者反馈数量要多于他35年写作生涯中的任何一篇文章。其中有些人批评了约夏·贝尔假扮乞丐的放肆与荒谬。其他人则因为行人对世界级音乐大师的忽视而感到震惊。也有些人还表示这个结果并不具有参考价值:他们认为如果挑选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户外再进行一次试验,贝尔一定会吸引大量的人群。

  我也是这些兴奋读者中的一员,但我却并不太确定为何这件事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仅仅是一个聪明人的小把戏,还是有什么更深远的意义?与此同时,这件事也让我觉得似曾相识。的确,温格顿的试验带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新闻体裁,一个以深奥与离奇为根本的新闻体裁。由于有了预感而希望去验证自己的想法,或仅仅只是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好故事,这些新闻“试验者”(因为没有更好的称呼,姑且这样称呼他们),跳出常规,摒弃了旁观者的角色,直接投身于现实去探索事情的发展与结果。较差的情况下,这些试验也就是生活现实的变异情况——与电视运作中拥挤着的那些偷窥与丑闻的层次相当。较好的情况下,他们带给社会和人类最值得探讨的独特视角。而最好的情况,可能就是以上两方面都涉及一点。无论哪种情况,不断投身此行的记者与不断增加的新闻运作都继承了经过战后到七十年代间的社会心理学实践。在这段时期,被认为是该领域的黄金时期,其试验不仅大胆而且设计精心,经常带来令人瞠目结舌的结果。其中很多试验都是在实验室之外进行的,且都把实验对象放置在压力较大或较为混乱的情况下。

  这些实验植根于调查性、沉浸性、以及表演性新闻,这种情形被实践了超过一个世纪。1887年,在调查某神经病院环境时,爱爆猛料的调查记者娜丽·布莱(Nellie Bly)证实了一个人可以在假装神经错乱的情况下进入精神病院治疗。而当她后来声称自己精神完全正常时,医生仍然认为她是在说胡话。通过这次秘密采访,布莱验证了心理学家大卫·罗森汉(David Rosenhan)在1972年所做的经典试验。在试验中,假装精神疾患的正常人因声称自己听到一些他们自己也解释不清的声音而被获准进入精神病院治疗。而进入病房后,他们则停止模仿任何异常症状。尽管已经表现的神智正常,医院还是让他们留院观察了几周时间。

  要精确指出新闻体裁的变化确实非常困难。但是1974年,当纽约的WNBC电视台让观众们通过热线电话在一排嫌疑人中指控剧中偷窃钱包的罪犯时,新闻试验获得了它的现代形式。当时打到电视台的电话多如潮水,在繁忙地收到了2100余个电话之后,电视台结束了这次试验。而试验的结果是:答题者挑选出正确攻击者的几率并不比纯随机猜测的几率高。

  在过去的十年中,当畅销书《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和《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给社会科学带来了一丝违反直觉的欢呼与现实的光辉时, 当电视已经接近了一种文化魔力探索着人们在人造情景中会如何表现时,新闻试验已经开始变得日益普遍。除《华盛顿邮报》杂志版(The Washington Post Magazine)之外,《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哈泼氏》(Harper's)和《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也把该新闻试验列入本刊物的特色。而他们的载体则多是网络电视、新闻杂志。

  美国广播电视台(ABC)的《黄金时段》(Primetime)栏目近些年来设计了一系列标题为“你将怎么做?”的试验。这些试验都在公共场合下设计一些非常刺激的情景,并且用隐藏在各个角落的摄像机来记录人们的反应。这些情景都是由这个栏目的制片人克里斯·惠普尔(Chris Whipple)设计出来的,并把它们称为“公正的道德相机”。从一个保姆用言语侮辱小孩开始,这一系列的情景一直延续着:一个照看老人的服务员残忍地嘲弄自己照顾的老人;一群不良少年欺负一个小孩子;一个男人恶毒地训斥自己的女朋友,似乎马上就要动手打人;等等。这个栏目在开始时通常由一个叙述人指出当时有很多人都路过或目睹了事件的发生。一些旁观者会被拦下并被问道为什么他们不去协助解决这个事件。一次,有个男人停步看了一对夫妇厮打了很长时间,然后继续走他的路。当被问道为什么不去劝架的时候,他声称自己是一个警察,但已经下班了。并且他认为当时那对夫妇并没有触犯法律,所以他没什么可插手的。然后,镜头转向那些去调解的人们,并记录事件的全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试验实际上是“真实电视”的另一角度:比起表现人们在知情情况下的举动,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的所作所为。而这些试验引起了观众们的极大兴趣。当收视率比栏目刚创立时翻了一番之后,“你将怎么做?”无疑是一个成功。在2005年到2006年一直定期播放之后,去年11月,美国广播电视台为这个栏目新增加了5个时段准备播出,只是因为后来的编剧罢工事件而暂时停止。就像惠普尔说的,这是一个“很值得看的”电视节目。

  在出版领域中,《读者文摘》对类似试验的狂热超过其他任何杂志。在过去的两年中,《读者文摘》把世界上的一些城市放入竞赛之中,相互在助人为乐和谦卑礼貌方面进行较量,从而找出最热情好客的城市。在第一轮评选中,该杂志用了3个标准来衡量参评的35个城市,来淘汰其中较为无礼的城市,即:市民中捡起试验者丢下的废纸的比例;在进入大楼时为紧随市民的试验者扶门的比例;和售货员在卖给试验者东西后说“谢谢”的比例。在分数计算出来之后,《读者文摘》给出的结果大大出人意料:冠军竟然是纽约。《读者文摘》英国版的编辑西蒙·海默里克(Simon Hemelryk),是这次测试的策划者之一。用他的话来说,这个测试结果所得到的回应是“完全,彻底疯了”。数百家媒体转载了这个测试及结果。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曾给出了一个半开玩笑的10大“纽约变得越来越礼貌了迹象”。

  纽约人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有礼貌,这个说法其实《美国时报》早在2004的试验中就得到了证实。另一个试验是在70年代早期由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的研究生完成的。两个《时报》(Times)记者在拥挤的地铁上要求人们让出自己的座位。令人称道的是,15个人中有13个人都让出了自己的座位。然而,这两位记者发现跨越地铁中那不言而喻的行为界限是要付出成本的:一旦他们坐下,他们就会变得很紧张,不敢与其他乘客进行眼神上的接触。其中一个记者詹妮弗·梅蒂娜(Jennifer Medina)说,她和另一个同伴安东尼·拉米雷斯(Anthony Ramirez)一开始都觉得这个任务十分可笑,“当时感觉就像‘什么?真的么?你让我去做什么?’”她说道,“我们在完成这个任务时觉得非常有趣,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很多反馈。这是人们非常关心的事情之一。”这次测试也引起了世界各国报纸的注意:在短短几周之内,伦敦,格拉斯哥,都柏林和墨尔本的记者也都重复了这个试验。

  在这些新闻试验中,总是潜伏着恶作剧,而这也正是这一新闻体裁吸引人的原因。在美国广播电视台《黄金时段》栏目的试验中,最后都会是主持人约翰·克里诺恩斯(John Quiñones)的出现,用稍带安慰的声音与笑容来结束一个个诡计:“这些人都是演员。而你是试验的一部分”。在那个时刻,无论当时事态多么严重,这都会成为揭示恶作剧真相的一个标志,就像说“放松点,你正在被偷拍!”有些时候这些试验完全就是恶作剧。去年,《雷达杂志》(Radar Magazine)派一个记者在纽约的各种场所吸食糖果店的白糖。这个想法是来测试《纽约时报》中关于公共场所吸食可卡因已逐渐为人们接受的说法。(结果是:公开吸毒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阅览室中受到了大家的唾弃,而在星巴克咖啡或是《名利场》(Vanity Fair)主编戈莱登·卡特(Graydon Carter)开的Waverly Inn餐厅,却没有引起大家的反应。)卡特自己的《间谍杂志》(Spy Magazine)于80年代末期设计了一个经典的恶作剧试验。他们将很小面额的支票发送给知名的有钱人,从而看出谁是“最廉价”的百万富翁。(唐纳德·特拉普(Donald Trump)据传去兑现了一张仅有13美分(约合9角人民币)的支票。)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波拉特》(Borat)也是一个极端的试验,其中一个哈萨克人记者可以动摇易受影响的美国人。这也和《黄金时段》中的栏目“你将怎么做?”的一个片段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出租车司机在拉客过程中对种族主义或反同性恋问题大放厥词,而且折磨乘客和他争辩或同意他的看法。

  如果那名《时报》记者梅蒂娜在地铁中进行这个噱头试验而觉得不舒服,那么那种感觉肯定不是她一个人才会有。甚至于温格顿,尽管他设计的约夏·贝尔试验获得了里程碑似的成功,他在面对这种新闻体裁时还是存在怀疑。当被问到他今后会不会还设计类似的试验时,他说:“如果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素材,我没有理由不继续下去。不过,我并不希望去做一个专职的噱头写作记者。我必须考虑下一个试验是否具有相同的社会学重要性,而并不只是一个恶作剧。我们总有一些东西需要去证实,这也是人们渴望感知美丽的天性。

  一个好的新闻实验对人们的吸引力要远远不只停留在它的娱乐效果。梅蒂娜认为她在地铁试验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名“街头人类学家,也是(记者们)每天本来应该做的事情。” 温格顿则收到了100多条来自读者的信息,说贝尔的试验让他们落泪。一个在线聊天室和温格顿聊天的网友留下了这样的信息:“我落泪是因为我觉得很惊慌和压抑,人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是那么的不知不觉,甚至一些很优秀和聪明的人也是如此。又有谁知道我们在来去匆匆之中又错过了多少美丽的东西呢?”基本上,众多读者都会把自己想象成故事中的演员。温格顿记录了一个试验,他为他的读者们展现了一个重要的处事态度。“你将怎么做?”这不光是《黄金时段》的提问。从某种层次来说,也是所有此类新闻试验发出的疑问。当面对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你会匆匆而过么?在拥挤的地铁上,你会让出自己的座位么?当一个男人在侮辱自己的女友,你又会伸出援助之手么?

  在那怪诞的战后“黄金时代”,该领域影响了今天的新闻实验者们。当时,人们用大胆并且精心设计的试验来捕捉公共场所人们的行为。这些试验的主题通常都牵扯到非常极端的情况,甚至是生或死的选择。

  地铁让座试验的设计者,斯坦利·米尔格兰姆是上世纪最富有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家。在1961年,他设计了一个名声狼藉的权利服从试验。试验中,试验者被要求对关在一个密闭的屋子里的被测试者做记忆力测试,每当被测试者回答错误时,试验者都会给予对他电击的惩罚。这个试验主要是想表现每个试验者都会因为服从要求而变得异常残忍。其中65%的试验者最终将电压加到了最大450伏,尽管被测试者一度哭泣,尖叫并因为心脏无法承受而祈求退出。直到最后,被测试者不再发出任何声音,推测应该已经昏厥或死亡。(实际上,被测试者只是一个演员,而他发出的一切痛苦声音只是录音带的杰作。)更加可怕的一个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Zimbardo)在1971年所做的监狱试验。学院的学生们被随机分配去一个仿造的监狱扮演狱警,并恐吓威胁那里的“罪犯”。本来计划两周的试验被迫在第6天停止,因为有一些“罪犯”已经到了精神失常的边缘。

  这些试验的戏剧性无疑给了记者此类灵感。《哈泼氏》主编比尔·瓦斯科(Bill Wasik)他掀起了“快闪族”的风潮,以作为对米尔格兰姆的敬意,并认为他的表演艺术家的演技如同他作为科学家那般优秀。 “快闪族”是指志同道合者自发的约定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集合,然后同时做出一些荒谬的行为,如一群人在玩具反斗城的巨大霸王龙前同时下跪,等等。在《哈泼氏》的一片文章中,瓦斯科认为“快闪族”是米尔格兰姆式的针对遵从潮流的测试。他设想,就像一个新潮的独立团队,“快闪族”在被抛弃前一定会作为主流很快流行开来。最终,市场上的生意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将“快闪”利用起来,而这或多或少也的确成为了事实。

  瓦斯科认为米尔格兰姆的试验以及其它黄金时代的试验所获得强烈反响的原因在于它们都从他们所创造的非常有说服力的故事而来。“这就像一个验证,它的价值更多在于你可以把人们推到何种极端境地,并且得出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会做什么或不会做什么。”他说,“米尔格兰姆本可以完成一个具有权威性的试验,在试验中他可以让试验者们去做所有奇怪的事情而并不模拟参与者的死亡。”很多同时代的社会心理学家都很相信当时的研究人员,他们总是能够聪明地证明人们的实际行为与预期大相径庭。然而有些人却不这么认为,布朗大学的乔吉姆·克鲁格(Joachim Krueger)认为这些试验在设计之初就决定了它们肯定不会得到一个人们认同的结果。“你可以称它为‘叛逆心理’。”他说。

  由于人们对伦理道德关注的提升,当代心理学家的试验很少在试验室外进行,也很少在欺骗或压力下进行。这就使得新闻试验者们成为了一种失落的部族,当然是从“黄金时代”社会心理学家们的信徒的眼里而言。与深入调查类的新闻不同,新闻试验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伦理道德的监控。这也许是因为,尽管一些新闻试验实际上是无意义的捏造,但它们亦无害处。然而,当各种试验逐渐涉及到敏感话题,就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2006年,一些保守的博客控诉《国际换日线》,他们指出该栏目蓄意制造种族主义事端,理由是他们派一群阿拉伯人参加纳斯卡拉力赛。去年11月,又是这些博客爆料《黄金时段》设计了一对同性恋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公共场所公开亲热的情景,以激起反同性恋者的强烈反应。(限于截稿时间,这段同性恋片段并没有播出。然而从福克斯集团伯明翰的分支机构得到的消息,伯明翰警方接到了很多关于市民看到两个男人在公共场合接吻的抱怨。)

  然而究竟有什么应该被再三强调的所谓“准则”要求记者们应该去报道新闻而不是去制造新闻?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否决了这个前提。“如果你没有别的办法去找到一个好的故事,”他说,“而你写的和发表的东西又并没有欺骗读者,那又有什么错呢?” 1985年他还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工作的时候进行了一个试验,探究华盛顿的精英们读书的仔细程度是否像他们所表现的那样。他的试验是将一张张纸条塞进华盛顿各大书店的流行政治书目中,只要看到纸条的人主动联系该杂志,就可以获得5美元(约合35元人民币)的报酬。然而,过去了5个月,仍没有一个人领到这个奖励。

  新闻试验一直受到种种非议,这些非议不仅仅是存在于道德层面和试验本身的缺陷,人们更加质疑的是它的科学性。罗伯特·希亚蒂尼(Robert Cialdini)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他非常认同媒体所带来的心理层面的交流价值,但是他发现记者所注重的素材往往和他不同。在1997年《国际换日线》栏目讨论一致性的时候,希亚蒂尼指导了一个试验。试验显示,路过纽约地铁站口的音乐卖艺人时,如果人们看到有人之前给卖艺者小费,那么给小费者的数量会是原来的8倍之多。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结果,但是令希亚蒂尼觉得更有趣的是,给小费的行人在解释为何施舍之时的解释为他们喜欢卖艺人的歌曲,或者正好赶上他们有零钱,再或者他们觉得卖艺人很可怜。这些解释在节目完成后也并没有结束。“对于我来说,这是最有趣的部分,事实上人们对社会上其他的行动所给的暗示都很敏感,只不过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些。”希亚蒂尼说,“我认为这就是我与记者的不同——他们通常都只是关注于现象本身,而我更注重的是造成现象的原因。”

  许多人都对大牌记者去吸引大量观众的做法比较有看法。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邓肯·瓦特(Duncan Watts)为《黄金时段》设计了一个试验去验证米尔格兰姆的“小世界”理论,即大家通常所知的“六层间隔理论”。该理论认为,被社会和地理距离所分隔的人们实际上是被较为少数几层关系所连接起来的。在试验中,两个曼哈顿的白人居民比赛通过最少的人际关系去与居住在布鲁克林区贝德福德-史岱文森的一个黑人拳击手建立关系,然后再让那个拳击手与百老汇的舞蹈演员建立关系。这三层关系的建立最终只在最多六个人际关系之内完成了。这一段节目在2006年年底播出之后,瓦特收到了一封来自制作人托马斯·贝尔曼(Thomas Berman)的电子邮件,邮件中提到这段节目的收视率并不高。(美国广播电视台的一位女发言人声称公司对这样的收视率比较满意。)“这个模型的一个限制就在于它是动用人际关系完成的,而且只是一种娱乐。”瓦特解释道,“这有一点浮士德式交易的影子。”社会心理学家们的另一个托词是,他们总是先用“试验”这个名词来描述他们的新闻试验。对于一个专业的研究人员,试验时应该将试验组与一个对照组进行比较。在改变单一条件时,结果中所看到的任何变化都可以清楚的总结出来。实际上没有任何新闻“试验”可以达到这一要求,严格说,《黄金时代》的许多试验也不符合要求。另外,实际每个新闻试验都包括一个免责声明,指出试验结果并无充分科学依据。

  温德尔·贾米森(Wendell Jamieson)是《纽约时报》的经济新闻编辑,正是他派人完成了地铁试验这个故事。他本人也很反对将这个行动定义为“试验”,并指出这个行动是和另外一篇关于该原始试验的文章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用不同的方法去演绎一个故事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贾米森说,而且他还将这件事与他在《纽约日报》工作时派一名记者穿着大都会队的盛装去竞争对手的扬基体育场联系在一起。“这个小伎俩令252个人都摸不到头脑。” 贾米森补充道。而掀起了“快闪族”风潮的《哈泼氏》主编比尔·瓦斯科指出,记者使用“试验”这个词是为了把它摆在科学的位置,使他们的行动能够多一点合法性。“其实是披上了一件实验室的外衣。” 瓦斯科在他自己的文章中这样表示到。而在该片文章中,瓦斯科也一遍遍强调“快闪族”是一次试验。“但它确实不是一个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试验。”他补充道。恐怕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可以在保持试验的一致性方面超过《读者文摘》。为了能够保证研究结果的可比较性,《读者文摘》将非常具体的指导说明交到了30多个城市的研究人员手中。在礼貌测试中,废纸该被扔到地上多长时间来测试是否会有人捡起,要跟在前一位进入大楼的人身后多远来测试他们是否会帮着扶一下门,还有采用什么样的风度和售货员沟通以测试他们是不是会说“谢谢”,这些细节都对于研究人员有着严格的规定。虽然如此,尽管一切都做了仔细的计划,纽约的最礼貌城市的头衔还是要加一个星号。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列文(Robert Levine)曾于90年代做过一系列乐于助人测试。不幸的是,纽约位于美国参加试验的36个城市的最后一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与《读者文摘》的研究结果相抵触,在《读者文摘》的试验中,纽约是唯一参加试验的美国城市。列文指出《读者文摘》在纽约的测试地点都选在了星巴克咖啡厅,(产生于一个可能倾斜的样本)样本的选择地不具有代表性。会不会是星巴克的雇员和顾客比纽约大部分市民更加礼貌些呢?“我并不是说这个测试是不正确的。”列文说,“但我心中仍然表示怀疑。”

  也许记者能够,也应该更加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试验设计。在很多方面,这些争辩都不是很中肯。该体裁中最好的例子自然是最好的新闻报道,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较少聚光灯下的行为都是无伤大雅的。而我最希望的是一些有魄力的记者去策划一个试验,在特区挑选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看看约夏·贝尔的户外演奏会不会引起大家的围观。

  丹尼尔·维斯(Daniel Weiss)是纽约的一名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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