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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的语言 一个有抱负的优秀编辑怎么就不能理解社区新闻业的精髓

2009-12-28 10:04

  不久前,离我写这篇文章不远的路边,有个牧场竖了块大标志牌,上面写着“快到这儿来”,仿佛在大声宣布什么事情。你看到了先会担心,求你了,别在这儿。等你靠近点,就能看清楚一行小字:“啥也没有”,心就放了下来。一个社区团体做了个好事,为了防止出现标示牌最开始所要求的情况,他们买下了这块地。在加利福利亚州的西马林(West Marin)县,我们生活在一个安静的、持续的戒严状态中。起伏的农场和蜿蜒的海滩是这里的标志。雷耶斯角(Point Reyes)国家海岸占了大部分沿海岸地区,每年要吸引至少200万游客来这儿。瞥一眼那些没有被破坏的山头,就不难想象出一个场景,这儿是开发商们的野营地,他们就像游击队员一样等待着突袭的时刻。

  事实上,由于大部分地区都被保护起来,这使得对所有还剩下的散地和边角地的争夺日趋白热化。那么生态环境就没有人在乎了。疯狂的房地产市场和硅谷的投资正在改变这块土地上的小镇,它们已很难保持原貌。现在,大部分住在这里的人都承受不起这里的地价。受保护的海岸线一直延伸到雷耶斯角车站(Point Reyes Station)的边缘,那儿离交通中心最近。游人接踵而来,交通日益拥堵,购买第二套、第三套房的人激增。卡梅尔化(房产泡沫)是人们普遍的担忧。这种日趋紧张的关系成了新闻报道的绝佳素材库,而当地报纸并非仅仅只是报道这些,其自身也成了争论的焦点。

  《雷耶斯角光明报》【Point Reyes Light(以下简称《光明报》)】和秀美的自然风景一样都是当地的标志。1979年,《光明报》作为一家小报,因为对邪教般的Synanon(一个当地戒毒所)进行的调查性报道而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该戒毒所的官员曾在一个批评者的邮箱里放过一条响尾蛇。但相比对国家海岸扩张计划,对托梅斯海湾(Tomales Bay)的倾泻物,以及对冲进未知弯道并飞出沿海1号高速公路的莽撞摩托车手之类问题上的报道而言,该奖励对当地人的意义要小得多。报纸是我们自己的论坛。

  但几年前,《光明报》易了主,新的老板成了该地区最恐怖的化身,而以往报纸正是以这方面的报道著称。

  现在西马林(West Marin)有了第二家周报——《西马林公民报》【West Marin Citizen(以下简称《公民报》)】。创办伊始对《光明报》失望的读者便对其给予了有力支持。“报纸战争”也许是个太具有火药味的词,两个报纸的竞争不温不火,正如这里大部分人的生活一样。就像一对离异的夫妻都出现在了同一个社交场合那样,这两家报纸都很少承认对方的存在。但是广告商和订阅者的数量实在有限(整个地区就只有1.5万人),所以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两家报纸能共存很长时间。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个有关个人魅力如何融入整个报纸并影响读者的反应,特别是小镇上的人。但从一个更基本的角度而言,这是关于读者想要什么,以及报纸最终为什么而存在的问题。这关乎新闻业到底是服务于社区,还是作为媒介来满足撰稿人和编辑的野心的问题。

  在词汇数据库里,必定有个“裸体海滩”的词被用黄笔标记出来,每个记者来西马林(West Marin)之前都要查看一番。我在这儿待了7年,可“裸体海滩”从未在我的视野范围中出现过(冲浪者是另外一回事)。至于“老嬉皮士”是另外一个你必须了解的术语,更像是把纽约描述成每个人都泡吧到凌晨四点的地方。

  现实可能更为有趣,西雷耶斯角车站(Point Reyes Station)在旧金山(San Francisco)西北40多公里的地方,但是由于这里美丽的风景、狭长而曲折的道路,心理距离至少是实际距离的3倍。所谓“老嬉皮士”,就是回到田野辛勤劳作的人,包括那些加入家庭牧场的人们、艺术家、学者、伐木工人以及商人等。最近有不少的投资者涌入,比如讲西语的拉美人,他们占了这儿小学人口的一半。

  但社会融合很难一蹴而就,农场主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对土狼样的外地人、傻头傻脑的游客潮,以及做得极致的大房子等深恶痛绝,这还只列举一长串名字里几个讨厌的家伙。好在基本的社会氛围是,每个人都要生活,就让他们过他们的日子好了,幸好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安家。

  从政治上讲,土地政策已被制定好,正如通常情况下大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所表现的那样。但是关于人类及其在自然环境中的建设上的争执,例如国家海岸的一个生态牡蛎场,或者小溪上的便桥,都能引发神学上的强烈反应。社区中还夹杂着另外的价值观,那就是西部开拓者的自由意志论的踪迹。当地向来没有任何政治或社团组织的存在,这意味着没有地方政府。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市民社会文化填补了该空缺。

  地方政府的缺位还有其他层面上的含义,如缺少公共论坛,而《光明报》就扮演过这个角色。从1975年开始,除很短的间隙外,直到2005年,一直是由戴夫·米切尔(Dave Mitchell)掌管该报,在他手上,《光明报》成了地方公共机构,居民并非个个爱这报纸,但总是要读它。人们在报纸上翻看旧货交易的信息,或者查阅舞厅(大部分由志愿者设计和建造)的活动等。每周的专题“县长电话”,是了解市民生活的小窗口,罗列从路上的母牛到不准前夫妇见面的禁令,各类事件应有尽有。而摄影记者阿特·罗杰斯(Art Rogers)给一些家庭拍了几年的照片,这些照片给人一种温柔而又强烈的的时间感和沧桑感。

  如果小镇有什么视觉性的标志,那就是报纸刊头的灯塔,它是照着西雷耶斯灯塔画的,报纸也延用了该名字。报纸的精神——有人会说小镇的精神——是读者的来信。这里的人们读书多,爱发表意见,米切尔(Mitchell)对他们的信几乎照发不误,哪怕有些拖延。有时这些信会印好几页。

  米切尔(Mitchell)本人身材瘦长,略带驼背,一张长脸带着沉思的表情。从各方面来看,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就和大部分小报社的编辑类似,他有着他自己的情结,也在新闻报道方面有自己的专长。尽管他喜怒无常,有时也不那么友好,但从没有人去质疑过他对这个地方所承担的责任。近些年,戴夫(Dave)的背比过去更驼了,也更加不愿和人打交道。很多人都晓得《光明报》一直在尽量避免财务问题。他个人出资140万人民币贴补报社,以勉强维持报纸的发行。他说报纸已经从绝望中挺了过来,但没人知道这会持续多久。人们总是担心会有和报纸说再见的一天。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个罗伯特·普罗特金(Robert Plotkin),我们只是从报纸上知道他的一鳞半爪:他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上学,后来在蒙特利尔县(Monterey Country)担任过地区助理检察官,不久又迁往离西耶斯角站(Point Reyes Statio)南12公里的一个叫玻林纳斯(Bolinas)的小镇。现在他花了342万人民币将《光明报》买下。

  这并不让人难以接受。当然,如果有个本地人接手人们心理上会好过点,但也未必。50万美元意味着:这个人有足够的资本,《光明报》可以接着办下去。我想公道地说,普罗特金(Plotkin)办不好报纸——几乎从一开始,他就决定了要把报纸搞砸。

  一开始,他就自吹自擂,刻意作秀。大部分处在他那样位子的人都会低调些,同每个人交谈以熟悉环境。而普罗特金(Plotkin)却不,他一开始就夸夸其谈。我们读到他要成为“文学革命性新闻业里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而《光明报》要成为“西部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不仅如此,他还夸口要赐给我们“最好最聪明的”的年轻新闻专业毕业生。普罗特金(Plotkin)习惯使用肯尼迪时代的语言——并不是用一种反讽的口气,也认识不到是否有这样说话的必要。他指望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事实上,这一切看来只是没有验证的自吹自擂罢了。

  我曾设想过一个典型的《光明报》新闻报道,比如说,腐败问题,作为堡垒中的文学性新闻。也许,他真的能给我们些惊喜。为了了解情况,我邀请普罗特金(Plotkin)来参加我在KWMR-FM电台的每周广播节目,这个电台是这里的社区广播。(这是三次类似访谈中的第一次)

  从外表上看,罗伯特·普罗特金(Robert Plotkin)个头比较矮,样子有点像杰瑞·塞恩菲尔德(Jerry Seinfeld),包括玩世不恭和坏脾气也有点像。此外他还有些孩子气。很显然,他想讨人喜欢,可惜的是相反的一面总是占了上风。在那次访谈中,他总的来说看似对新闻业很有见地,但在小镇里他却看起来对新闻并不在行。我问了下关于文学性新闻如何才能为《雷耶斯角光明报》(Point Reyes Light)每周的日常事务派上用场——例如镇主管当局的会议。他说,这个嘛,琼·迪迪翁(Joan Didion)也写那些会议,看她的好了。

  琼·迪迪翁(Joan Didion)!那个分析冰冷客观,下笔尖酸刻薄的人?迪迪翁(Didion)的确写过地方报道:那是娱乐洛杉矶或者纽约的读者快笔写的稿子,但不是为了小镇的住户。普罗特金(Plotkin)没有考虑过两者的差别,我暗感不妙。

  根据转让协议,米切尔(Mitchell)答应留下来并给普罗特金(Plotkin)一些指导,此外接着写他的每周专栏文章;他只拿份菲薄的薪水和医疗保险作为回报。但这个安排很快就失败了,对此大家一点都不感到惊讶。情况变得很糟糕,普罗特金(Plotkin)指责米切尔(Mitchell)试图攻击他,还提起了诉讼。

  结果是,一开始,报社由米切尔(Mitchell)的老班底有条不紊地把握着。普罗特金(Plotkin)一边拟标题,写社论,找故事线索,一边他还在慢慢摸索。不久,他就显示了令人不悦的态度以及不着边际的天赋。刚开始都是相对而言很小的事,如图片说明里把一位法国干酪制造商称为“投降的猴子”,或者无缘无故采用煽动性的标题:“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对KWMR的不雅罚金将涨10倍”。实际上,该电台并没有受到这种惩罚,只不过是在华盛顿的FCC提高了整体罚金而已(作为一个电台拥有者,我并不欣赏这个做法所暗含的意思)。

  还有更令人恶心的,例如在圣诞的那一周,在头版头条登出关于一宗暴力强奸案的新闻。这种情况像漏水的水龙头一样“滴滴滴”个不停,此外他那种近乎反讽的自鸣得意也日益膨胀。我们有关于普罗特金(Plotkin)的印象就只剩下他请来的重量级顾问的特稿,还有就是他对自己的经营管理无休止的赞美。2006年12月9日,报纸的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新光明报:一年来的回顾”,题目下是普罗特金(Plotkin)任期下每期刊物的封面。

  当回顾这些期刊的时候,我为报纸的上改变没有感到惊奇。但是,弄酸一个罐头要不了几滴水。随着普罗特金(Plotkin)获得更多的控制权,他的挑衅就更深入了。

  他做了一期以购买本土商品为专题的报道,结束报道时用了张卡通图,把当地商人画成了乱开价的人,这成了一个转折点。这件事确实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但并不是普罗斯金(Plotkin)想要的那一种。在这儿,主要街道上的商人同其他地方一样,要同卡马特(Kmart)、好市多(Cosco)这样大型连锁企业竞争。不少商人对于地方事物总是慷慨解囊,而且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价格也合情合理,当地药房在这一方面尤甚,简直是个传奇。此外,购买本土商品也是要把钱留在社区,让主要街道更富有活力,而不是想捞什么折扣。

  商人们被激怒了。他们把成捆的报纸堆到报社的门口,并告诉普罗特金(Plotkin)自己去把那些报纸卖掉。他逃避了这个问题,但不良的情绪久未散去。

  一年前,还有迹象表明报纸和小镇的纽带依然存在,去年12月当地的一位妇女准备在社区中心(Dance Palace)组织一个会议,以便商讨如何修复裂痕。大约有50人在一个冬夜出席了会议——包括普罗特金(Plotkin),他的出现给人一种干扰的感觉。我当时不在镇上,但是组织者做了笔录,对于想要了解读者在地方报纸希望看到什么的记者而言,这个笔录值得一读(在cjr.org的网站上可以看到编辑版)。

  人们清清楚楚的叙述了他们的沉痛。“当别人总是向我抱怨米切尔(Mitchell)的时候”,有人说,“我就会说,是《西雷耶斯角光明报》(Point Reyes Light)把我们这个社区团结在一起。它是中心,是粘合剂……但现在我发现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了,它伤了我的心。”言辞特别地悲愤。但是普罗特金(Plotkin)没有像米切尔(Mitchell)那样审视每一个问题;有些他甚至理都不理。

  除了这些具体的批评外,人们还另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这个报纸不再是为他们而写作。真正的读者似乎在某个别的地方。如果要形容普罗特金(Plotkin)的商业模式——如果这个词语确切的话——那就是使用大量新闻学院的实习生做无偿劳动力。这可是不小的诱惑。他在伯克利新闻学院(Berkeley J-school)的演讲中称他是来发现下一个奥威尔(Orwell)、卡普钦斯基(Kapuscinski)、迪迪翁(Didion)的人, 下面是他讲话的片段:

  你还能说什么?且不说普罗特金(Robert Plotkin)是不是真有料?

  “我要7个伟大的人:5个文字记者,2个马格南社水准的摄影记者,你们将成为提高新闻质量的革命先驱,每一个现场报道都有能达到《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中“城市新闻”板块的水准,每一篇报道都像《经济学人》一样充满睿智和深度,每一张照片都像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说的那样捕捉到“决定性的一刻”。我们要成为新闻业最好的表率,其他的同行都将以我们为榜样。”

  你还能说什么?暂且不谈普罗特金(Plotkin)是不是真有编辑的功力,也暂且不谈让伯克利学生发飙的问题——单就从学生实习没有工资的方面考虑,他们拿什么来还学生贷款呢(米切尔过去可一直付实习生工资)?单从地方的角度来说,普罗特金(Plotkin)不断地招那些和本地没有任何关系的记者,这些人前来实习仅仅为了在其他地方能找个工作。“他鼓励(我们)说火星人的话”,一个前实习生告诉我:“例如楚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突然在一个小镇现身。”

  本地读者把这个看成“摸不着边的品质”——就像远方大城市的未来雇佣者的舞台旁白——有的时候带有轻微嘲讽的腔调。“他们知道怎么写,”有个居民在会上和实习生说:“但不晓得怎么为我们的社区写。”

  现在轮到普罗特金(Plotkin)感到欣慰和自我保护了。他给我们带来了所谓“国家最好的新闻学院的7个学生”,难道我们不应该感激吗?他没有发表更多的来信是因为他没有收到更多的来信,“这令我很不安。”他说。另一个人回复说:“人们……正慢慢地离开”。

  这个评论让我想起一个高官对我说过,他对一个国会选举失败的人讲,一旦他们再也收不到愤怒的来信时,他们知道麻烦就要来l临了。

  如果这样的时刻在《光明报》发生——人们开始在情感上抛弃了报纸转向别的选择的时候——一个从墨西哥(Mexico)来的移民到西马林(West Marine)的新闻报道应时而到。这是个新闻报道的热点,从地方角度报道移民扫荡是个全国新闻界热衷的话题。但是跨页上却有些东西大大出乎读者的意料。上面有个当地妇女的黑白照片,她被认为没有合法身份。而另一张照片是一位17岁的西班牙裔男孩,这样的小孩在小镇上经常可以碰到,他在文章里被指责把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人藏在家中。

  我被震惊了。在20里外的圣拉斐尔(San Rafael)就有很好的公开报道。而揪出我们的这些邻居——我常和这些孩子在周末打篮球——是令人尴尬和难以置信的。其他人的感受也和我一样。西班牙人领袖给普罗特金(Plotkin)写了封愤怒的信件,并且约见了他。普的公开回应是在《美国新闻评论》(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上重新发表一篇观点上模棱两可的文章。这样就没有了下文。但一个社区暴动的领袖愤怒地告诉我说:“信任感没有了”。

  在我的访谈放映不久后,我问了一下普罗特金(Plotkin)这件事,我想知道他是否得到什么教训,但他还是执迷不悟。他表示在人们自己提供了信息以后,如果不公布这些信息就有些故作姿态了。(那个少年告诉我他当时并没有了解记者的意图)。

  这里的所有人——包括米切尔(Mitchell)在内——都并非不喜欢普罗特金(Plotkin)。但他个性顽固又不成熟。吉米·克拉维茨(Jim Kravets)曾是米切尔(Mitchell)时代的执行编辑,他陪着普罗特金(Plotkin)参加了镇里每年的狂欢节,并指给他看,哪些人他该见一下。他的回复却是:如果有人想和《光明报》的编辑谈话,自己会来找他。

  克拉维茨(Kravets)后来离开了《光明报》,现在在编一份新的报纸,几位前《光明报》的同事参加了他的队伍。他说等到普罗特金(Plotkin)意识到自己该走出去的时候,那就太晚了。因此他的离职实际上是一种略带蔑视的反抗,。“他的本能一直在骗他”,克拉维茨(Kravets)说。

  在版面设计上,普罗特金(Plotkin)也还是懵里懵懂。当他买下该报纸的时候,米切尔(Mitchell)还在用涂蜡机和剪贴板。他升级了设备,但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去从佛罗里达(Florida)雇佣一个服务过《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高级绘画制图员,然后出版一期刊物(最后让超级设计师在报上铺上新的光芒)以示庆祝?或者发行“前普罗特金”和“后普罗特金”版,来比较他和米切尔(Mitchell)之间的高低?版面设计本身干净,很有共同感,很自然。一个分销商告诉我,顾客会想把它当成房地产商的介绍册子,不付钱就随手拿了。本土的奇异风格不见了。干净的设计可以用来抵制本土看似无用的“废弃物”——会议、谈话、奖励等诸如此类——而除此以外的,才是小镇日常生活最重要的部分。

  不仅如此,报头的灯塔也消失不见了,报纸再也不像小镇居民过去习惯的样子。普特斯金(Plotkin)看起来好像很了解居民最恐怖的事情,并使得报纸在视觉上成了他们恐惧的化身。

  有没有注意那个星期四下午在城里常见到的人?他耳朵上挂着一支铅笔,手上拿着一个便笺簿,在汽车后备箱里拿出并递送一堆堆报纸。他就是乔·哈克(Joel Hack)——矮小、衣冠不整、而且并不在乎服饰是否优雅。他有一种粗鲁的幽默,但也同时传达一种最好不要去招惹他的感觉。普罗特金(Plotkin)却这么做了。

  11年来,哈克(Hack)出版了一个叫《酒窖海湾导航者》(Bodega Bay Navigator)的小报,离索奴玛镇(Sonoma County)的距离大约沿海岸线往上走约48千米。因为经济方面的考虑,他把该报放到了网上,普罗特金(Plotkin)为此做了个短片。然后,在普罗特金(Plotkin)和米切尔(Mitchell)分道扬镳之后,后者开始为网络版的《导航者》(Navigat)写稿。普罗特金(Plotkin)以非竞争条款对其进行起诉,并把哈克(Hack)也带进了诉讼之中。

  而诉讼并不是很顺利。在普罗特金(Plotkin)的前印刷工的帮助下(当然不可能有足够的空间给每个小插曲,但你可以抓住故事的要点),哈克(Hack)开始搞《西马林公民报》(West Marin Citizen),在新闻实践上它可是《光明报》的反面——有大量直接的新闻和地方观点,被各种会见报道和其它杂录所塞满。人们觉得普罗特金(Plotkin)会支持这一点。就设计而言,哈克(Hack)承认他的本能反应是倾向于布朗纳(Bronner)博士的那些可爱的标签,因为他讨厌“剩下其它东西”。哈克(Hack)不喜欢被称作“共同在一起浮夸地胡说八道”的人。

  哈克(Hack)和普特斯金(Plotkin)都有好斗的个性,但其他方面并不相同。前者在高中的时候学习了新闻,他在芝加哥郊区的某个周报里当摄像师,编辑告诉他拍尽可能多的脸,并且“记下他们所有的名字”。《西马林公民报》(West Marin Citizen)正努力做这两点。哈克(Hack)负责具体的细节,而克拉维茨(Kravets)处理词句,他似乎只满足于此。“发表消息的时候会有点兴奋”,哈克(Hack)说“那是你得到的全部酬劳”。

  在我的采访节目里,我问过普罗特金(Plotkin),他怎么看两个报纸的不同。他引用《公民报》里一篇关于税收的报道,“我们给几句加框文字”而不只一个听众告诉我,“那才是我真正想看的报道。”

  实际上,《公民报》可以写一些感性的专题,也许将来就会这么做。与此同时,镇里的活力和兴趣也正在转移。在西雷耶斯车站(Point Reyes Station),分销商说《公民报》卖得比《光明报》好,有的时候到了2比1。不管怎么说,这个竞争对《光明报》来说也是好事。特写尽管看起来还是学生的习作,本土味依然不浓,但报纸至少更加基于新闻,一知半解的错误也少犯了不少,也开始刊登更多的读者来信。

  也许这不是碰巧,普罗特金(Plotkin)雇了一个执行编辑,而他自己已经从报纸的日常管理里脱身。现在他关注的是《海岸旅游者》(Coastal Traveler),这是份旅游者指南,好几年来它的收入用来支持《光明报》的发行。在米切尔(Mitchell)时期,那是印新闻的赠品,普罗特金(Plotkin)把它变成了充斥着劳力士、杜卡迪等奢侈品广告以及关于宝马越野车、零哈里波顿(Zero Halliburton)行李箱的特写,他使之成为介绍奢华品的杂志,每份卖4.95美元(35元人民币)。

  新《海岸旅行者》(Coastal Traveler)杂志代表着西马林(West Marin)——实际上,代表着整个从大苏尔(Big Sur)到蒙特利尔(Monterey)的沿海地区——作为旅游消费的地区,而不是居住区。它为那些关于我们地方的陈词滥调提供了发表的地方(我们镇是反对商业化的斯大林格勒之类),也给他机会发表对摩托的赞美诗。(我爱它,就像爱医生无国界组织里的辣妹)。在这里赞美摩托车就像在纽约上西区赞美汽车警笛一样。有时我禁不住想他就只对那些感兴趣。

  这么高端的杂志应该有个合适的定位。我们这里有很多富裕的游客。确实,从原则上讲普罗特金(Plotkin)的新闻观念没有错。只是他想把观念强加上去的背景不对。在新闻业前景日益残酷的趋势下,地方周报也难得有什么上佳的表现。即使在互联网时代——也许这就是互联网时代吧——报纸交流的方式和更大的媒体还是不同。有这样的可能性,人们对新闻的需求正如他们渴望了解身处环境一样——是为了一个亲近感,以及最重要的地方归属感。

  如果人们想看《纽约客》(The New Yorker),他们会去买《纽约客》(The New Yorker),很多人都这么做。但那些杂志的写作是外地人的语言,对一个本地报纸来说,他们要些其它的,比如更加乡土化的语言,至少在这里是如此。

  乔纳森·罗(Jonathan Rowe)是《华盛顿月刊》(Washington Monthly)和《yes!》杂志的特约编辑,他现居住在西耶雷斯车站,为《公民报》和《光明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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