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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旧媒体 一份窥探未来新闻写作方式的快照

2009-12-28 09:57

  对于崇尚沉思型详细新闻的人而言,主讲叙述性新闻的尼曼会议则是他们的净修所。今年三月,数百名记者、作家、学生及其他有志于此的人士齐聚波士顿喜来登酒店参与了这个盛大的周末活动。坐在宽敞的会议室里,我们学习着强健型故事叙述(Q型叙事结构——谁知道?)。喝着咖啡,吃着点心,我们聆听着通过信件以及公共文档来报告的历史,以及如何引发读者的同情心——尤其是我们那些边缘读者。当我们聆听报告者们讨论新闻界的种种伟大壮举——比如揭露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军需处受伤士兵的恶劣生活条件的时候,我们再次为我们的职业感到自豪!简而言之,该会议代表了最好的旧媒体模式,一种最近正在陷入经济危机的旧媒体模式。

  即使是在这个周末在最吸引人的关于采访技巧以及详细人物传记的讲座上,我们仍无法忽略房间里各种庞然大物一样的数字设备。作为写作者我们都知道,我们正在讨论的各种片段可能还需要好几个月的工作去深入和完善,但由于时间和金钱的压力而无能为力。这种情况一直都是我们纪实文学作者的难题,但是有些情况似乎在改变。对于我们当中一直对新闻和文学纪实的价值抱有信念的人,我们已经变得像净修所里精神领袖死后迷失了似的。

  现在新闻工作或多或少分为两大阵营,在这里我把他们称为“旧媒体”和“新媒体”。我之所以参加尼曼会议,一方面是为了了解何种势力造成了这一新分歧,及其怎样在影响和困扰着我最爱的属于旧媒体的领域——不是从体制上,而是要从记者、作者个人角度上。这包括一切报刊杂志的作者中面临着生存的困境的人,他们要同裁员、变相减薪、冻结雇佣关系、收购、影评和书评栏目的缩减甚至消失,对大宗调查性采访工作的经费限制,驻外机构的撤销,以及要缩小体制的野心而斗争。并且,自由作家要开始与群起的年轻写手竞争——后者愿意免费地在线写作和发表,使既定的新闻职业道路淡出舞台,以及最关键的,一个日渐混沌的价值取向——他们使得博客作品、价值观争夺、印刷出版物和专业作家之间的区别变得含混起来。那些曾经只赋予杂志精英的魅力和影响力似乎已经消失,变成了一道充斥着关于渴望,关于纽约豪华餐厅晚宴和包厢的迷人小文章的大杂烩。

  新媒体的公民主要是博客写手们,那些Huffington类型的站点——将博文,第三方拥有版权的作品等集合在一起的撰稿人,新兴的非营利组织,以及按篇付费这种以将新闻业从20%利润率需求中拯救出来为目标的方案。虽然这些元素看似零散,实则整体上共同描绘了媒体的全新景观。用经济术语来说,我指的是所有纪实作品的新出路——这些纪实作品正在新的时期里蓬勃发展,或试图以一种新的秩序填补旧媒体已经放弃的领域。就风格上而言,新媒体往往是自觉自发的,甚至是偶然的。这是一个由年轻一代占据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他们并不靠遵从传统或是完善传统加分,而是靠一种虽然业余、混杂但是旺盛的活力:为的是创造他们自己的领域和风格。这跟公共表达和社区有关——批评家埃里克奥尔特曼(Eric Alterman)在最近一期《纽约客》杂志上所提到的不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伟大社会,而是杜威(John Dewey)理想主义的一种破碎形式——我们叫他伟大的社区。

  成为一个新媒体一员的记者或学者,并不需要是精英、专家,也不一定是训练有素的;他仅仅需要贡献出自己思想的火花与其他群体进行对话。他们不需要编辑的审批,只需要得到他们的读者及博客社区的认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屑于旧模式,尤其是报纸,认为其在过去几十年里早已变得老朽而僵化——照着这一年轻的新媒体的逻辑——急需利用青年人的优势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能随时随地召集群众力量的能力。对于我们新闻行业,这些新媒体的年轻记者和博主不会在静修地哀悼逝去的过往,而是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精神领袖。

  今年的尼曼会议试图接纳所有这些新鲜的东西,所以举办了关于网页、博客、非线性叙事和作为企业家的记者等方面的专题讲座。达拉斯晨报(The Dallas Morning News)的约书亚本顿(Joshua Benton)针对博客做了报告,他试图跨越与会人员广泛喜爱的叙事纪实文学和围绕在其旁边的RSS网摘内容之间的鸿沟。他提出叙事记者和博主们都是“美国新闻界颠覆性的力量”这样令人信服的结论。这种说法是很牵强的,因为他并没能指出从前只有前者,也就是专业记者是有报酬的,而后者则不然。

  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都来自于旧媒体,都随身携带着信用卡。这就意味着,尽管他们在这里讨论得兴高采烈,但在离开研讨会后,仍然会忧心忡忡的谈论新闻行业的命运。旧金山纪事杂志(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gazine)的一个员工失望地反问我:“我们将来会变得怎样呢?据我所知,我从业以来所认识的人,大多都转变他们的职业方向了。”一个会议发言人倡导我们成为更好的记者以进一步完善她所谓的“倾听的艺术”——当新媒体的博主们仅仅选择旧媒体原始报告的只言片语来创造一个“衍生信息”的景象。在尼曼会议上,某天饭后一群文学作家担忧着他们到底应该在哪里——在网络媒体上或者非网络媒体上——发布他们优美的、关于严肃问题的详细纪实文学——这些有力的故事甚至能够改变整个世界,当然他们也相应地得到不错的报酬。要写出这样的报告是很难的,需要在时间、金钱以及在如何取得报导权上的艰辛的培训。但是这个行业的将来会是怎样呢?

  现在有些机构和个人的工作就是把过去旧媒体模式的纪实报告放到新媒体上面,而其中的一些行为正是旧媒体曾经做过但是正准备开始放弃了的。举例来说,可能在明年年初某个时间,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著名的外国记者查尔斯森诺特(Charles Sennott)和新英格兰有线电视新闻(New England Cable News)的创办者菲尔巴尔博尼(Phil Balboni),计划共同推出“全球新闻企业”(Global News Enterprises),一个使用特约记者报道外国新闻的网站。这个项目是得到了赫斯特(Hearst)和康卡斯特(Comcast)的支持,而其他的则是非营利模式。最有名的是Propublica,它是由慈善机构捐助成立的独立新闻室,志在“制作符合公共利益地调查性新闻”。其主席和总编是前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编辑保罗斯泰格(Paul Steiger)。

  在斯泰格(Paul Steiger)看来,新媒体中的年轻记者、评论员和资料组织者协同创造了“一个极其强大的观点群体”,但使得“该观点和真实积累的材料,与那种概念化的和思考过后得到并写出来的材料”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为了纠正这个偏差,Propublica希望能够用“足以进行详细调查挖掘的资金”找出新旧媒体之间的一个整合办法。我们的希望在于,这个途径或其他类似的方法将激励旧媒体改革其管理模式以规避周围的不利因素,从而找到一条在数字化时代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年轻的新媒体将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创新而非毁灭上。他们始终有着一种坚定的乐观情绪。举例来说,29岁的杰西卡华伦提(Jessica Valenti),热门女权主义者博客Feministing的创建者和总编,其网站上的信息可谓包罗万象,从女权主义活动到总统竞选,从避孕套制造商的声明到青少年妇女研究和性传播疾病状况等等。新闻里散布着“妓女”、“党派”、“智力”等词汇,有的时候包含第一手的评论和观点。不管Feministing是什么——博客、智库、文摘、“女性”读物、女权主义杂志——它都是新媒体超越旧媒体的一个好例子。不同于“她”系列读物的昔日妇女杂志,或者女性杂志,Feministing并没有因为害怕被描述成“攻击性强”或者“难以产生共鸣”而改变自己。这样,与其他女性主义者博客一样,它远远超出各种主流媒体上对于妇女问题的描述。说话声音比通常大一两分贝的,留着维罗尼卡式刘海的华伦提(Jessica Valenti)说,我看到的年轻女性对女性权益状况比今天糟糕得多的过去并没有什么怀旧情绪。我研究过一点新闻,但是直到我完全开放了这个博客论坛我才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声音。

  与华伦提(Jessica Valenti)一样,我年轻的记者朋友和同事想像着一个没有陈旧教条的五花八门的未来新闻世界:告别倒金字塔写作规范,迎接近乎不计后果的直接写作风格;告别小心翼翼的评论,迎接辛辣的,激进的,甚至是粗俗的评论。除了风格以外,一个新的现实问题是,新媒体从业人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长远的职业规划——甚至我们中剩下的大多数人也没有。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有人曾表示愿意提供见证,但是仅仅20年而已。

  26岁的大卫科恩(David Cohn)早年在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时就为自己设计了传统的职业生涯路径,现在却更希望做一个新闻行业的企业家而不是作家。科恩(David Cohn)认为,技术手段无非就是搜集信息罢了,“单单是讲故事已经不够了”。尽管记者们一直在做的都是搜集和整理信息,但科恩(David Cohn)及其同僚的意思是,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我们的工作——去除掉我们这一群人身上的光环,用一种更朴素的眼光,把我们自己看成收集和筛选信息的工人。

  新媒体的另一种可能的模式是依靠读者提供资金的新闻媒体,像myDD.com一样:2006年,通过读者的捐款使得网站写手能够对一场国会竞选进行完整报导。一个更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媒体出版社(Federated Media Publishing)所使用的方法,它通过帮助独立记者或其他写手出售广告空间来分享收入。科恩(David Cohn)认为,这些都是旧媒体人也应该开始考虑的经营模式。如他所言,新媒体从业者往往奇怪“为什么我们还没能改变报刊杂志行业”而老一些的记者却在将衰落归咎于市场的力量。实际上,我从访谈中看来,写手年纪越小,则越不显得迷茫——这是一反常态的。我曾经询问斯泰格(Paul Steiger)为何几乎所有新媒体的从业者都很年轻,难道仅仅因为年轻人善于掌握新技术吗?他认为,现在的环境对年轻人来说比五六十岁的人好多了,也比三四十岁的人好得多——年轻人往往可以接受难以维持生计的工资。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说,这些青年人的职业如何取得可持续性发展呢?毕竟,新闻业经济模式的坍塌对于新旧媒体的影响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华伦提(Jessica Valenti),虽然她很感激她不计报酬的劳动所带来的关注,但她仍然想知道如何通过这些劳动来获取一个更体面的生活。虽然Feministing有了一些广告收入,但她还没有打入《纽约客》杂志——那里才是纽约地区大部分顶尖博主们把他们的文章兑现成支票的地方。她甚至没有成为她亲属所知道的那种为书籍和杂志而存在的签约写手,并且通过为不同的组织提供博客咨询来赚钱补贴家用。类似于所有新媒体“大腕”所面临的窘境,她虽然登上了《科尔波特报告》(The Colbert Report),但是她仍然蜷缩在她的皇后区阿斯托里亚的厨房里面写作。

  当然,并非所有年轻写手都是博客发烧友。23岁的清马丁内斯(Kiyoshi Martinez)是AngryJournalist.com的创办者,该网站专供那些被得罪或被忽略的记者通过匿名来发泄。尽管还年轻,马丁内斯却已经放弃了报道,转而为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参议员撰写新闻稿。这个年纪轻轻却已经饱尝报纸行业工作艰辛的孩子在开车经过伊利诺斯的一片玉米地时通过电话采访告诉我,他们这一代的人,从以前那些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将如何改变编辑内容,销售和市场前辈那里沿袭了太多的问题。马丁内斯的网上有一整国的气愤的记者,他们发布很多火药味十足的消息,比如:“太气愤了!长期坐享着20%的利润(美国公司的平均值为7%)的报业大亨们现在居然呼吁所谓真正的竞争,然后在暗地里通过裁员来排挤对手。”欢迎来到旧媒体,我们正处于最黑暗、最恶劣的时期。

  大量报道的“剪切、重组”目前被称之为“新闻”

  我40岁的朋友兼同事阿碧·艾琳(Abby Ellin)是一个作家,她经常给《纽约时报》投稿,对于旧媒体的现状也感到沮丧,并谈到了出版商们竞相讨好博主的情况,艾琳提到了很多困扰的现状——包括一些最近博主们出版的书籍,例如创办了那个愚蠢的“白人心水之物”(Stuff White People Like)网站的某人居然得到了传说中的三十万美元的出书合同!虽然其出版商的公关人员否认了这个数字,但也没有透露具体数字是更高还是更低。(这本书里都提到了白人们喜欢些什么呢?厨房小工具,研究生院,苹果公司产品,巴拉克奥巴马,等等等等。)正是这些东西使得认真的老学院派的作者们,例如《少年腹地》(Teenage Waistland)(一本讨论肥胖症的书)的作者艾琳,开始怀疑自己的职业生涯选择是否出现了问题。正如艾琳所言,即使她已经算是“够成功的了”,她也认为自己所写的文章和书籍已经远远落后了。现在,我们需要解读的是一片混乱的区域:高——中品味定位的新闻文化,例如华丽的期刊或新闻周刊等,现在经常雇用较低品味的文化人,例如独立的博主们,以利用他们的受欢迎度和流行度。实际上,现在五花八门的写作都被称为“新闻”,让人难以分辨什么是出自个人自身利益的,什么是值得称颂的,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重要的。“既然现在人人都是作家,我是不是应该去念商学院呢?”艾琳提高声音说,“有这么多博客,我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像我这种货色简直满大街都是。”

  在对于职业身份的焦虑以外,旧媒体从业人员的一种显著情绪是,我们正处在失去我们“理想社区”的边缘——这个词是班尼迪克·安德生(Benedict Anderson)使用的,用以形容通过使用公共的、普遍的、提高流通性的“全国性的印刷语言”存在的这一公众群体。

  然而,新媒体则是无畏而自信的。他们相信创造性破坏和分布式网络,认为我们必须马上接受他们活力十足的节目。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听他们讲话的时候,我甚至希望听到一些他们感到失落的信息。他们难道不怀念那些记者们被崇拜的日子吗?或者仅仅是在时代杂志值晚班时一杯犒劳的酒水?但是他们没有。其原因,我认为他们中没有人记得记者们因登上头版头条而被奉上威士忌酒庆祝的日子,也没人记得那些记者们享有退休金保证的日子。.

  纽约大学新闻系杂志写作专业的负责人罗伯特·博因顿(Robert S. Boynton)在邮件中写道,他的学生涉及到旧系统的地方少之又少,“所以他们并不为其灭亡感到不快。在我们向学生们宣扬我们所认为的黄金时代的神话的时候,我们其实也给学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要知道可能每个人都是萌芽状态的琼迪·迪翁(Joan Didion),而每本杂志都可能成为哈罗德·海耶斯(Harold Hayes)的《时尚先生》(Esquire)”,他说,“杂志的世界从来都是很小的,竞争性强的,贫穷的和变数大的。”另外一个促使新媒体从业者毫不怀旧的因素是,他们并不像我们这代人一样推崇过去的伟大的作家。科恩说维基百科(Wikipedia)的创始人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给予过他灵感;他还提到了艾德里安·霍洛韦(Adrian Holovaty),一个网络成名的27岁记者兼程序员,利用芝加哥的Google地图和芝加哥警方提供的犯罪统计做了一个犯罪统计图。 科恩说,与前辈们不同的是,我并没有类似揭露水门事件那样的幻想。他心目中的英雄,“是那些构思记者角色转变的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记者”。

  但是新闻(The New New Journalism)的编辑博因顿(Boynton)认为,新媒体的从业者也崇尚一些过去的重要的价值观。旧体系中那些备受推崇的部分——故事、人物、思想、报道——在未来也将永远被珍视。

  《圣彼得堡时代报》(St. Petersburg Times)作家托马斯·弗兰奇(Thomas French)与编辑麦克·威尔松(Mike Wilson)——我在尼曼会议的酒店早餐大厅认识他——有着相似的观点。他们指出,一个明显的特征表明新媒体对于旧媒体的侵犯现象是,现在传统新闻媒体或杂志也喜欢提供“最高电邮率”(Most-emailed)文章列表。虽然列表上的文章往往被传统记者们诟病为“像棉花糖一样轻”,但其实这些文章很多都并不是琐碎的或是哗众取宠的——并不是小猫自杀或者新出的摄影机这类。弗兰奇指出,最高电邮率表单上的文章上榜的理由往往是因为他们很有趣【迈克尔·希尔施霍恩(Michael Hirschorn)在大西洋(The Atlantic)第十二月刊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编辑和记者们现在都重视的最高电邮率列表是新旧媒体的冲突有价值的产物。对弗兰奇来说,这些“最流行”榜单上的文章表明好故事还是会最终胜出。毕竟,故事本身才是最主要的,看看洞穴图画,看看圣经,你们就知道了。1/4个世纪以前,散文家、媒体批评家乔治托(George W. S. Trow)认为,电视会破坏现有语境,并使人们思想混乱,削弱他们那个时代的伟大人格和美学传统所应有的权威性。他写道,在1981年《虚无的语境》(Within the Context of No Context)一书发表的时候,过去的这些都已经结束了。但是我想也许之于“无语境”的状态的开始并不在于电视对于媒体的侵犯。要知道电视仅仅从一个方盒子里面出来,从某种意义上,停留在盒子里面;它当然不会像网络一样吞噬其他媒体。

  在回家的火车上,我回忆起了当初我还是一个有抱负的写手的时候。我破烂的夹克和彬彬有礼的举止藏不住成为一个著名文艺记者的梦想。无数关于女性来到纽约成为作家的小说和传记激励着我,我想成为那个短篇小说《溪哥套房里的男人》里的那个激进杂志评论家,用我评论家赠阅版的新出版物来令每一个地铁上的乘客印象深刻。但是我还没有成为那样的女人。那时候我只有21岁,1993年也是逃避兵役的一年。我整天在公园里阅读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Frances FitzGerald)和杰西卡·密特福德(Jessica Mitford)的作品,他们就像犹太法典一样权威。我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几年,新闻行业的架构和前景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

  新媒体的未来将是一个数以百万计的“反公共”群体,从他们的兴趣和身份角度出发,共同评论、联系、以及监管。值得庆幸的是,“虚拟社区”在新媒体中仍然存在,并且有着全球化的趋势。读者不再因为同在一个城市或乡镇而聚首,而是根据其身份、品味、癖好、偏爱和社区特定的语言方式选择聚会的群落。未来的资源可能是紧张的,大家或许都是业务爱好者,明星杂志的魅力可能消失,神秘感也将不复存在。人们会按照Huffpost的方式不为金钱而写作,他们面孔的真实形态和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的评论成为他们唯一追求的报酬。实际上,我们可能回到20世纪早期“为了喜爱而不为金钱”的新闻写作状态。一般说来,虽然在短期之内这种方式也许赞助不了多少企业,但是,在未来非盈利的机构资助将会占据很大的份额。

  无论情况好坏,我们这些旧媒体中的人都要关注新媒体并且尝试着学习甚至窃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也许传统报刊杂志里面空洞和僵化的东西将逐渐消失,也许博客的优点——直接性和不拘形式,将积极地影响我们。

  不用说,前景可能越来越糟。资金一向难以周转的同时象征着文学、技巧和商业的新闻业——就像纳博科夫评论伟大小说那样,集合了“魔术、故事和教训”——仍然像以前一样成本高昂,难以完成,只是读者却更少了。新媒体从业者更少像传统媒体那样报道那些支持社会公正,揭露不法行为的新闻,而这两个方面是传统新闻最大的价值所在。难道传统媒体的“创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方式——报导恶劣工作环境或是揭露名人不干不净的银行户头,要从此变成少数人的工作?我们希望为这种类型的新闻找寻新经济模式的人们尽快达到他们的目的。

  也许现在仍然有一个女孩在公园里面阅读黄金时代的纪实文学作品,当她放下手里的书之后,她也许会在博客上写下一些真诚或精辟,至少是吸引人的东西,这样陌生人可能会偶然看到,而粉丝们则会搜索到这些内容。她并不担忧能否得到一份成人的薪水,毕竟,她明白她是新媒体的一分子,并且向着新新新闻的模式不断迈步向前!

  阿丽沙·夸特(Alissa Quart):《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撰稿编辑,著有《Branded》,《Hothouse Kids》两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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